主摘抄。
[法]迪迪埃·埃里蓬 / 王献 / 上海文化出版社 / 2020-7 / 48.00元
◆ 一 1.
相较于观看现实中活生生的他们，观看老照片似乎更能让我们立刻把眼前的人物看作社会体和阶级成员，这个过程总是令观者恍惚。而照片作为“纪念品”，还可以轻松地把个人（也就是此刻的我）带回到他原来的家庭，并将他与曾经扮演的社会角色捆绑起来。浮现在老照片上的私人生活情节，甚至是隐私，将我们重新带回到那个曾经从属的、小小的社会空间，它让我们时时刻刻意识到自己所属的阶级；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最为个人化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却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在整个社会的历史样貌中所处的位置（就好像个人的历史总是无法脱离社会的历史与形态；这部分我们曾置身其中的社会历史与形态，是我们体内最深层的真相之一，虽然我们未必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
💡老照片的意义。
2.
删。
3.
在重读詹姆斯·鲍德温关于他父亲去世的一段文字时，我注意到一件惊人的事。他讲到，当知道父亲已经病重时，他仍然尽可能地拖延着不去看望父亲。对于这一行为他评论说：“我给母亲的解释是我憎恨父亲，但这不是真的。真相是，我‘曾经恨’他，我希望将这种憎恨保留下去。我不想看到他现在衰弱的样子：这不是我憎恨的那个父亲。”
他的这段解释让我更为震惊：“人们如此地执着于自己对他人的憎恨，我猜原因之一便是，他们知道一旦憎恨消失，痛苦就会袭来⑬。”
💡我也是如此吧，只能一直憎恶着那个人，如果停止憎恶，痛苦肯定会把我淹没。
4.
虽然与鲍德温处境完全不同，但和他一样，我确信父亲所生活的环境对他来说是个巨大的负担，这种负担会让生活其中的人受到极大的精神损害。父亲的一生，包括他的性格，他主体化的方式，都受到他所生活的时间和地点的双重决定，这些不利环境持续得越久，它们的影响就越大，反之，它影响越大，就越难以被改变。决定他一生的因素就是：他生在何时、何地。也就是说，他所生活的时代以及社会区域，决定了他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了解世界的方式，以及他和世界的关系。父亲的愚笨，以及由此造成的在人际关系上的无能，说到底与他个人的精神特质无关：它们是由他所处的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作者尝试从父母的生活经历来理解父母的行为，客观地看待父母，想到最近看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里面，医生对蛤蟆说既然父母已经逝去，为了对自己负起责任、改变自己也只能选择“原谅他们”，作者的父亲已逝，通过这种理性分析也是一种与自己和解的方式吧。
5.
从更宏观的角度讲，这里大大小小的犯罪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惯例；阶级敌人通过国家法律无时无刻不在行使着他们的权力，平民阶级则用犯罪的方式顽固地抵抗着这种压迫。
💡上层阶级靠着自己的智慧把法律当成保护自己的武器，平民阶级把武器的矛头对向了自己，把矛头对着自己来反抗压迫 这段话是从微信读书里别人的评论看来的，感觉解释得很到位。
6.
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认同共产党所提倡的价值观，是因为他们有着更直接、更具体的诉求。吉勒·德勒兹（Gilles Deleuze）在他的《吉勒·德勒兹的ABC》中提到，“左派”就是“首先感知整个世界”，“关注未来会发生的事”（他们认为第三世界的问题比自己所居住的小区中的问题更为紧迫），而“非左派”则相反，会把关注点放在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以及国家上⑲。德勒兹的解读与我父母的情况刚好相反：对于平民阶级、工人阶级，投靠左派首先是因为他们想要改变自己每天都要遭受的不公待遇。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抗议，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宏大观念之上的政治规划。他们只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而不会关注离自己非常遥远的问题，这种遥远既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虽然他们把“应该好好地革命一番”这句话经常挂在嘴边，但这句话只说明他们想要改变自己的生活条件以及让他们难以忍受的不公待遇，而不是重新建立一种政治体制。对他们来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在催生着一切（“这都是注定的”），似乎只有“革命”（人们不会思考如何以及何时何地发动革命）才能对抗那些罪恶的力量（用一种神秘力量对抗另一种神秘力量），也就是右派、有钱人、大人物等——那些给“穷苦人”“和我们一样的人”带来许多痛苦的家伙们。 我的家被分成两派，一派支持工人，一派反对工人，或者说，根据大家对于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分为“捍卫工人利益的人”和“对于工人阶级立场无动于衷的人”。我听到过无数次反映这种政治观点的话语。要么是“我们”或者“支持我们的人”，要么就是“他们”⑳。
7.
我们很难发现这套秩序是如何运行的，因为这需要人们从外部观看自己，用俯瞰的方式了解自己和他人的生活。就像我所经历的那样，我们需要从界限的一边跨越到另一边，来摆脱那些既定的轨迹，来发现不同的人所拥有的可能性与机会是如此不同，来发现社会是多么不公平。
只有摒弃“社会个体会自动地审视自身”这种认识，我们才能在重新建构整个社会体系的基础上，描述社会秩序延续的机制，尤其是被压迫者自愿承受压迫的方式（对于他们无法获得的教育机会，他们选择主动放弃）。一种理论的力度和价值，恰恰在于它不满足于记录行为主体行动的目的，而是相反地，致力于让某些个体或者群体通过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方式看待自己和自己的行为，进而改变他们行事的方式和身份。我们需要摆脱认知中深藏已久的等级观念，以及概念架构的条条框框，进而摆脱这些等级观念和条条框框所造就的社会惯性，才能拥有新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念。
💡不知道这辈子的我能否做到这样，这需要我跳出现有的界限从外部观察自己，我能做到跳出现有界限吗？下文中作者说自己将抗争着宿命，我现在的宿命又是什么呢？太矛盾了，也只有离开现在的界限我才能说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吧。
8.
资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遵循另外一条轨迹：11岁时，他们进入中学。而工人和农民的孩子则继续留在初等教育的级别，直到14岁毕业离校。两种教育方式泾渭分明，一种致力于教授实用型基础知识（如读、写、算），这些知识对于维持日常生活必不可少，也足够让人应付体力工作；另外一种是为特权阶级准备的，它教授那些“非应用”型知识——只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文化知识，但人们担心这些东西会让工人变坏㉑。
💡
一个联想
9.
（我今天明白，母亲坚持在工厂工作是为了我能够参加中学毕业会考，考入大学。但我当时从不这样想——或者说我把这种想法压制在了意识深处，虽然母亲经常对我说，我原本需要承担起赚钱养家的任务）
就像我的父母也一直在为家里付出很多，我总是试图忽视这些，这是一种自私吗？
10.
当然，我当时觉得他很可笑……即便在很多年之后，每当我因为要获得某个行政文件必须提交出生证明（上面写有父亲最初的职业——非技术工人，以及母亲最初的职业——清洁女工）时，仍会羞到脸红，当时的我无法想象，他们竟然那么渴望提升自己的生存条件，虽然这种提升在我眼里算不上什么，在他们眼里却了不得。
💡渴望提高自己的生存条件，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里面最底层的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底层人民现在也有很多人还是为此奋斗着。
11.
我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保持这种无能的状态——我本来也可以和父亲学着干活不是吗？——是因为我竭尽所能地让自己变得不像他，让自己成为和父亲所拥有的社会形象完全不同的样子。 后来，当我知道一些知识分子也喜欢干零活时，才发现人们可以一边喜欢读书写字，一边享受体力劳动带来的乐趣。这项发现给我带来极大的困惑：就好像过去一直指导我认知和实践的原理——那个从根本上二元对立的、以此为基础建构了整个世界（实际上只建构了我自己）的原理——突然变得不再稳定，因而我的性格都要开始被质疑了。
为了重新塑造自己，我首先需要否定这些东西。
⑳关于平民阶级使用“我们”及“他们”来划分社会成员这一问题，请参看：［英］理查德·霍加特：《穷人的文化》（La Culture du pauvre）（巴黎：Minuit，1970），页177。
💡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刻板印象了，认为什么人就该做什么事，这种印象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己的选择，就像大家说文科生数学不好，学艺术的头脑不好一样，我有时也会被这种言论影响到，认为自己学不会编程这些东西。学习与兴趣这方面社会身份其实不是限定你的理由。 想到之前在b站看到的一个视频：「我的新发明———真 . 电二胡！！！」 也没有人说乐团的人不能喜欢机械。
◆ 二
12.
社会规则会对所处其中的所有人施加影响，那些希望一切事物都“井井有条”、充满“理性”、符合“标准”的人便可以将我们自幼年开始习得的社会规范视为圣旨。我们通过对社会的学习、通过社会规则带给我们的拘束感（羞耻感）——也就是当我们成长的环境与法律、政治规定下的完美形象（这种形象在我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中无处不在，它被当作唯一的可能性以及需要努力达到的理想状况，即便这套名义上的家庭规范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不相符时感到的那种羞愧——将这套社会规则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意识中。今天，如果有人试图将他自己对于亲密关系和家庭的定义强加于他人，或者用一套社会道德及法律准则来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正确与否，再或者，将那些与现实脱离的、只存在于他们头脑中的保守而专横的价值观视为真理，我一定会非常反感；我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感受，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我个人的历史：过去，我曾因为这种价值观的束缚，将本真的自我视为脱离常规、不正常，以至劣等、可耻的。它无疑也解释了我为何对正常与否的判断标准如此不屑：将这套标准施加给我们的人（从根本上讲，他们确实为大众建立了标准），却是一群可以以正当名义“破坏”规则、享有非标准化待遇的人。如今，在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一切后，我知道了用于判断正常与不正常的标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相对的、人为的、可变的、与所处背景相关的，且两者相互交叠，总是非绝对化的……我还知道违反社会规则的人不单要时时生活在焦虑与痛苦之中，还很有可能为此遭遇身体上的折磨，因而就会强烈地渴望进入那个合理合法的、“正常”的世界（政府的强制措施之所以能生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这种渴望②）。
💡现在网上的争论很多都是如此，试图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与认识的规则来去评价与要求他人。
13.
然而，如果我们单单使用女性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就难以看到完整的事实（女性主义可以让我们看到并理解许多事物，因而，也就可以成为某种我们认识事物的障碍）。
💡一个即使再“正确”的主义，也会成为认识某种事物的障碍。
14.
这些显然与塞满我大脑的那些关于“工人运动”的宏大叙述不相符，但如果一种政治观念对于它所解读的群体的真实生活毫不关心，还因为他们不符合它的想象而批评他们，这是一种怎样的政治观念？无论如何，应该改变这种叙述，改变它的单一性，增加它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并且将历史事实重新放入其中。工人阶级并非一成不变，1960年到1970年间的工人阶级与1930年到1950年间的工人阶级并不相同：拥有相同的社会位置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经历了相同的社会现实并拥有相同的欲望。
💡一个群体也是会在不断变化着的，过去的经验理论不一定能够适应现在的同一群体。
15.
当他开始接受我的性取向后，我仍然没有试图和他重新建立联系，原因是我不能接受他的社会身份。因此，我如今应该承认，我们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如此冷漠，原因更多地在于我而不是他。历史难以被轻易抹去，曾经分道扬镳的两条人生轨迹难以再次相交。 这同时也证明，家庭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环境，它充满了变数：如果我的兄弟们成为律师、艺术家、作家……我就会经常与他们来往，就算关系并不亲密，我还是会努力维系兄弟之情，并打心眼里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兄弟。对于我的叔叔、婶婶、堂兄妹、表兄妹、侄子侄女，道理也是相同的。如果说，人们拥有的社会财富首先应该由人们所维系的、可调动的家庭关系构成的话，可以说我的人生轨迹（以及其间我与家人关系的断裂）让我变得身无分文，甚至负债累累：我所经历的不是对家庭关系的维护，而是抹杀它们。在很多资产阶级家庭，人们会与远房的兄弟姐妹保持联系，而我，曾经试图远离我一母同胞的亲兄弟。所以，当我在人生旅途中遭遇困难、需要帮扶时，我无人可以求救。
💡人类的劣根性吧，我该反思是否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存在。
16.
人们并不经常提及工人阶级，当我们提及时，多半是因为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但当我们说我们走出了那个阶级，并很高兴自己走了出来时，这本身就重新否定了他们存在的社会合法性。当我们谈论他们时，更准确地说我们是在揭露（但保持必要的批评的距离，保持一种审视、判定的立场）一种社会不合法状态，他们总是处于这种状态之中。
我认为资产阶级出身的儿童缺乏阶级归属意识是可能的。统治阶级意识不到自己属于某个特定群体（就如同白人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白人群体，异性恋不能意识到自己属于异性恋群体）。
💡优势群体总是不会认识到自己优势，而是认为所有人都是和自己一样的。
17.
那是在一次家庭典礼之后，我们这个小小的家族在奶奶家门前的空地上组织了节日聚餐，对我们来说宗教礼仪只是聚餐的借口和理由：宗教仪式虽然荒谬可笑，但给非宗教聚会提供了机会，由此，宗教仪式承担了敦促家庭团聚的责任，维持着兄弟姐妹以及他们的孩子（我的堂兄弟、堂姐妹）之间的联系，同时，它还一再地肯定着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圈子，因为在聚会上，人们总是展现出职业、文化、阶级的一致性，而且前一次家庭聚会中的人总是出现在这次聚会中。
💡就像现在万圣节这种没有假期的节日也只有商家会在意了吧，最初的精神也没什么人会去贯彻了，大家只是借着节日的借口来一起玩乐，就像小孩子的生日最后变成大人们的聚会理由一样。
18.
无论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对于艺术作品的喜好或者对一切文学艺术的喜好总是会让一个人显得更高级，这种高级是通过与那些没有机会接触艺术品的人相比较而实现的。
💡10.26留
最近听了机核的苏联美学电台，里面说到约翰凯里的观点——知识也是一种资产划分，人民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但知识精英：
“他们是统治阶层中的被统治阶层，属于社会统治行为中的工具，在传递统治意图时是没有自我的；但在面对大众时又自认为是统治阶层中不可动摇的一部分，只有在面对大众时其“人性”才更加充分。从这个认知角度上来说，大众文化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因为大众没有文化，大众是不配有文化的，文化是给统治阶级享有的。这是单向的权威，是具备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凌驾”概念，是一种文化解释意义上的霸权。 ”
此观点或许有些过时，但从社会媒体对一位乞丐在图书馆看书的新闻的赞扬态度，就可以看出此间的微妙之处。
因此，当我声称反对极右政党当选，或者当我维护移民及无证件人员的利益时，我就是在反对我的家庭啊！但是这句话也可以倒过来讲，是我的家庭反对我所支持和维护的一切，他们反对我，以及我在他们眼中代表的一切（一个不切实际的、无视人民群众遇到的问题的巴黎知识分子）。弟弟们先是给一个引起我深深恐惧感的政党投票，而后又将票投给一个右派政党（这是一个十分善于骗取选票的、更加传统的右派政党）的总统候选人，他们的行为却似乎符合社会规律，并具有某种社会学上的必然性（而我的政治选择也符合这个规律），对于这种规律我一直感到困惑。于是，我对这种事情的判断不再像从前那么确定无疑了。我们很容易在理论上否定给极右势力投票这件事，我们可以轻易地决定不与“国民阵线”的选民交谈或是握手……但如果我们发现自己的家人把选票投给了他们，我们应该作何反应？说什么？做什么？作何感想？
韦德曼迫使我们相信以下事实：虽然有些人（可能数量很多）的道路脱离了“统计数据”，突破了那个可怕的逻辑，但这个无可置疑的事实也丝毫不能否定掉那个“统计数据”所揭示出的社会真相，就像“个人奋斗至上”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们相信的事情并不真实。**如果我和兄弟们走一样的道路，我会像他们一样吗？**我是说，我会投票给“国民阵线”吗？我也会参加反对外国移民占领我们的国家，“好像在自己国家一样”吗？对于他们认为社会、国家、“精英”、“权贵”、“其他人”……做出的侵犯了他们的行为，我也会做出像他们一样的反应，持有像他们一样的说辞吗？我会属于哪一个“我们”？我会反对哪个“他们”？简单地说，我会有怎样的政治倾向？我会用怎样的方式反抗或者适应社会规则？
◆ 三
19.
于是我们可以进一步说，对共产党的投票是一种积极的自我肯定，对“国民阵线”的投票则是一种消极的自我肯定。（在第一种情况中，他们与政党的整个支持者队伍、领导人、政治话语的关系，以及阶级身份的契合度都是非常深入而确定的；在第二种情况中，这些关系便几乎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但无论是在哪种情况下，选举结果都表现为，或者说在实际上变成一个公共群体的宣示，这一群体正是通过个人投票，但同时也是集体投票的方式，让社会听到他们的声音，并通过这种方式让自身成为一个公共群体的一员。
但这种无能变成了愤怒。这样的结果无可避免：这一团体的构成发生了改变，被左派新保守主义话语所摧毁的社会阶级找到了新的自我组织和表达观点的方式。 萨特聪明地将投票和选期比作个体化的过程，也就是观点的非政治化过程，它形成的结果是一个“队列（sérialité）”，相反的情况是，人们在运动或者动员中形成了共同的、政治化的思想，它形成的结果是一个“团体（group）”。他的比喻并不能完整地解释客观现实⑥。无疑，他举出的例子是震动人心的：参加过1968年五月大罢工运动的工人们在一个月之后通过选举的方式拯救了戴高乐派的政治体制。
当人们将选票投给国民阵线时，这一建构政治主体身份的过程就是通过与那些过去被他们看作“敌人”的阶级拉帮结派来实现的（至少在选举期间如此）。“工人阶级”和工人（更广泛地说是平民阶级）在政治话语中的消失造成的主要结果，是在左派思想的感召下，工人世界过去所拥有的与另外一些社会阶层（公共部门职员、教师等）的联系断裂了，从而导致了新的“历史集团”（葛兰西提出的概念）的形成。“历史集团”集聚了大群大群的、散落的、脆弱不安的平民阶级，以及商人群体或法国南部生活优渥的退休人群，甚至还有法西斯主义的军人群体和旧式传统天主教家庭，于是这一“历史集团”便在很大程度上与右派甚至极右势力结合了。⑦ 或许在特定的时间内，这是一种对当权左派，或更准确地说，是对由左派代表的那一政权的指控（因为是左派，所以上述逻辑更加成立）。
通过投票给共产党，他们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散落状态，共产党既表达着他们，也塑造着他们，通过共产党表达出来的集体观点完全不反映选民们那些零散的、不一致的观点；在投票给国民阵线的情况中，选民个体并没有发生改变，通过政党进行的集体发声只是个体本能的偏见的集合，政党只是将这些意见捕捉，而后将其纳入相应的政治纲领之中。即便给它投票的选民并不完全赞同它的政治纲领，但获得选票同时获得力量的政党已经有能力让公众相信它的选民完全支持它的主张。
💡无论最初的想法与意图如何，投票都会带来选举结果，投票的行为也会使人成为一个集体的一员，“既表达着他们，也塑造着他们”。
20.
变化的不是党派，而是选民群体（工人阶级、平民阶级），一旦大环境（国内环境、国际环境）发生变化，他们可能会通过投票的方式彻底改变自己在政治这盘大棋中的位置，从而归入另一“历史集团”，与其他社会群体结合。但也许这种重新组合的发生会伴随一些如罢工、社会运动等形式的重大事件：因为人们无法轻易解除一段他们在精神上依附已久的政治归属（无论这种归属是稳定还是不确定的），而且人们不能在一天之内便建立起另一种归属，也就是另外一种与自己和他人的关系、另一种世界观、另一种生活主张。
如果试图从那一时期我的家人们日复一日的言谈中总结出一套政治纲领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他们当时选择了左派政党，但这一政治纲领并不会与后来他们在80、90年代选择极右政党时有太大差别：排斥移民，支持在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实行“国民优先⑨”政策，主张在刑事犯罪的处罚上加强力度，支持死刑原则并主张在广泛的领域运用死刑原则，主张公民可以选择在14岁离开教学系统，等等。深入骨髓的种族主义思想是白人工人阶级和平民阶级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一事实使得极右政党可能，或者说是轻易地获得了过去共产党的选民群体（或者说是更年轻的那些从一开始就选择国民阵线的选民群体，因为似乎工人阶级家庭的年轻人比他们的上一辈更容易也更一贯地选择极右政党⑩）
于是我们见证了过去被法共影响的那些社会、政治阶层中间出现了种族主义的具体化，还见证了一种政治转向：它声称自己在回应人民的声音及爱国情绪，但实际上它只是为这些情绪提供了一个相应的讨论框架却并没有改变它们，它只是使恶的冲动和先在的厌恶感合法化了。“法国”平民阶级中流行的“常识”已经被深刻地改变，因为，具体地说，“法国人”的生活质量取代了“工人”或者“左派”男男女女的生活质量，成了他们最关切的事。
💡人们的政治观念会因为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21.
但思考过后，我开始问自己，母亲的种族主义倾向和她表现出的对于移民打工者，尤其是“阿拉伯人”一贯的恶毒的鄙夷，对她（一个总能感受到自己地位卑微的社会成员）来说，是否是一种通过贬低比她更加悲惨的人来获得优越感的方式。这是一种通过贬低他人，为自己建立一种有价值的形象的方式，这是一种让自己感到自己存在的方式。
萨特强调这点是有道理的：在大罢工之前，法国工人具有本能的种族主义倾向，他们鄙视外来移民，但罢工运动一旦开始，这些不良情绪便消散了，团结一致成为主流（即便这是部分的、临时的）。所以正是缺乏动员，或者说缺乏将自己看作一个团结的、因为可能被动员所以总是在精神上被动员的社会团体中的一员，才导致了用种族主义的观点划分你我的方式代替了用阶级的观点来划分你我的方式。
更笼统地说，人们将自己看作一个国家天然的主人和拥有者，于是人们要求成为这一国家所给予的权利的唯一享有者。人们变得无法忍受“他人”获得这些权利（即便只获得很少一点）以至于认为当“他人”分割一部分权利时，自己获得的就会更少。人们通过否认他人合法属于一个“国家”，通过否认他人拥有权利（而这些权利是人们自己希望获得的，但同时，当局和那些替他们发声的人却在否认他们的权利）的方式来获得自我肯定。
💡关于本土人为什么会对外来者产生敌视的思考。
22.
个人在社会以及工作组织中的位置不足以决定他的“阶级倾向”或者不足以让他认识到这种倾向（如果没有理论作为媒介；这理论是社会运动以及政党提供给他们的看待世界的方式）。理论赋予某一个时刻的经历以形式和意义，同一段经历依照它们所选择和依靠的不同的理论和主张，可以被赋予完全相反的意义⑰。
平民阶级必须寻找代理人（除了极少数选举时刻），以及平民阶级拒绝被代理人剥夺权益并因此放弃原有代理人、寻找新的代理人，两者之间的悖论。
于是我们被引向这一问题：谁有权说话，谁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决定的过程（不仅是提出解决方案，而且还为人们决定了哪些问题是合理的、重要的）。当左派政党无力提出问题并承担人们的渴望和精力时，右派和极右势力就会成功地吸引他们，将他们集合起来。
于是这样的任务就落在社会运动和知识分子批评家头上：建立这样一些政治方面的理论框架和思考方式，以此在最大程度上缓解（不是清除，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社会团体尤其是平民阶级此刻具有的消极的热情，并且提供与之相异的视角，勾画另一种未来图景，使之可以重新被称作左派。
💡知识分子的责任，成为民众的代理人。
◆ 四
23.
因为这是一种“区隔”自己的方式，也就是让自己变得与他人不同，与他人保持距离，建立一种自己和他人之间的差距，归属于青年同性恋、尤其是出身平民阶级的青年同性恋文化，这是一种给自己的“特殊”之处找到依靠和意义的主体化方式，它使得人们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打造一种有别于相同阶级人群的行事方式⑨。
💡亚文化群体的形成。
24.
在他身边，我感受到自己是如此无知。他让我知道所有这些，更重要的是让我学会欣赏它们。他让我着迷，我渴望变成他的样子。于是我也开始在谈话中提起戈达尔、贝克特，虽然我从没看过戈达尔的电影，也从没读过贝克特的书。他很显然是一个优等生，但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展示自己无意全情投入到学习生活中，我也试图上演同样的戏码，但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每个人生与原先轨迹发生很大不同的人，大概都曾遇到过一位这样的人吧。
25.
这一状况有时出现在最亲近、最长久、最信任的朋友关系中：当我父亲去世时，我对一个朋友（一个继承遗产的人！）说我不会参加葬礼，但我还是应该回到兰斯看望母亲，他说：“是的，公证人打开遗嘱的时候你无论如何应该在场。”这句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出的话，如此深切地提醒我平行线是永远不会相交的，即便是在朋友之间。“打开遗嘱”！天哪！什么遗嘱？说得好像我家人有写遗嘱并托付给公证人的习惯似的！再说，要让人继承什么呢？对于平民阶级，各代人之间不会有什么东西要传承，既没有价值观念，也没有财产，没有别墅，也没有公寓，没有老家具，也没有值钱玩意儿⑩……父母亲只有一点点可怜的积蓄，那是年复一年，勉强在存钱箱里攒下的。
事实上退学潮只是一个更普遍现象的放大版，相同点在于，相当一部分坚持到大学的出身平民阶级的学生，无论他选择什么样的专业，都会面临同样的命运：他们需要自己安排学习生活，在经过高中的约束后，他们并没有养成勤奋的习惯，再加上家人不会给他们压力使其继续读书，相反地，淘汰机制会很快在他们身上生效，这一机制的主要原理就是将缺乏兴趣和自动放弃作为离心力。
💡阶级的区别在方方面面体现出来。
◆ 五
26.
我从来没有进到卫生间内部。它让我反感、让我焦虑。当时我还不知道公共卫生间（同性恋术语称作“杯子”）是传统的同性恋交往场所。
💡没想到卫生间是同性恋传统交往场所这点在别国也有，这是不约而同产生的还是从国外传入的？
27.
那时，兰斯也有一家同性恋酒吧，许多人更喜欢酒吧提供的隐蔽性，而不喜欢在街上暴露于公众目光中。但我当时没有勇气（也没有权利，因为我的年纪）进酒吧。不管怎么说，怀着彻底的左派思想和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我，或者说自认为拥有这些信念的我，在当时认为出入酒吧和夜总会是可耻的，至少是应该被批评的娱乐方式。
上文所描述的那些场所，同时也是一种社交空间，一种学习特定文化的空间：无论是将与我们共度夜晚的人，还是不愿与我们共度夜晚的人，或是我们每次来到这里都能遇到并最终与之成为朋友的人，虽然通常对他们并不太了解，但与他们的对话对于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者来说，都是一种在同性恋世界中进行社会化的过程，都是一种成为同性恋的方式。
此外，他首先研究的一个现象，也就是他研究的出发点，很大程度上来自芝加哥学派发展出的城市社会学，也就是研究城市的社会学：大城市是如何吸引同性恋群体，如何进行自我组织以创造和再创造使同性恋者可以按照同性恋的方式来生活的条件，又是如何建构一片自由空间，在异性恋城市中设计出一个同性恋城市的。
💡亚文化相关。
28.
很久以来我都在问自己这个问题：“为什么？”还有这个问题：“但我们又做了什么呢？”对于这些问题，这些是唯一的答案：社会裁决的独断专行，和它的荒谬性。就像卡夫卡在《审判》（Le Procès）中写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找到宣布这一判决的法院。它没有具体的地址，它并不存在。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时，判决早已生效，在我们生命历程中的这一时刻或是那一时刻，我们会成为那个已经被交付社会裁决的人，我们被判处生活在控诉人的指控当中，我们能做的，只剩下勉强地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尽量应付自己的“下流身份”，就像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污名》（Stigma）一书副标题说的那样⑥。
总之，这是一个将羞耻变为骄傲的时代……这种骄傲自始至终都带有政治性，因为它挑战了正常的标准以及标准化的体制。
用福柯式的术语说就是：不应该幻想不可能实现的“解放”，我们至多可以跨越一些历史设置的、约束我们生存的边界。
我当时的基本观点便是萨特在那本关于热内的著作中写的：**“重要的不是我们将自己变成了什么，而是我们在改变自己时做了什么。”**这句话很快成为我生活的准则。这是一条苦行的准则：一场自己改变自己的劳作。
◆ 终章
29.
相反！另一种宿命等待着我：我必须拉回自己的欲望以便它能与我的社会可能性相符。所以我必须抗争（首先要对抗自己），来适应学校生活，来为自己创造那些他人在出生前就已经被赋予的权利。对于一些优等阶级来说显而易见的人生坦途，我却需要独自在黑暗中探索。甚至，在很多时候，我需要自己开辟道路，因为许多已经存在的道路对像我一样的人并不开放。
事实上，我在遗憾自己任凭这个暴力的世界击败自己，就像它曾击败父亲一样。
💡想到了之前看到的一段话：
如果想要改变自己的宿命，路途一定不会轻松。
◆ 点评 成长的割裂是痛的，人生时刻都在做些选择，或许到了几十年后我才能如作者所说，跳出自己所在的这个阶级，从外部看自己这个时候的生活，俯瞰自己。 但也不得不说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阶级分化还有与父母之间的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