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d: Oct 25, 2020 2:43 PM ISBN: 9787544366489 丛书: 斯坦威人文丛书 作者: 弗朗西斯·拉尔森 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国籍: 英国 评价: ⭐⭐⭐⭐⭐ 译者: 秦传安
封面: 
◆ 导言 诱人的头颅
与此同时，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完全有能力参与、接受、观看、甚至是欣赏斩首的壮观场面。斩首仪式在我们社会中的威力至今依然回响在一些日常的成语、姿态和笑话中。你可能一直在试图保住你的头（译者注：keep one’s head，意思是保持冷静）或者不丢掉你的头（译者注：lose one’s head，意思是失去理智）；在口头上咬掉某人的头（译者注：bite someone’s head off，意思是严厉斥责某人）或者在身体上敲掉他们的脑袋（译者注：knock someone’s block off，意思是痛打某人）；笑掉了脑袋（译者注：laugh one’s head off，意思是狂笑）或者继续把脑袋安上（译者注：keep one’s head screwed on，意思是保持头脑清醒）；悬赏要别人的头或者为了别人而把自己的头放在砧板上（译者注：put one’s head on the block，意思是遭受指责，联系起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代人受过）；想让某人的头放在盘子里，要不然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由于你犯下的错误而人头滚滚。这些短语把我们的历史带到了当下，把恐怖变成了幽默，赋予这一奇观的力量以一种新的、语言学上的普世性。
我读到他们是如何死去的——杀婴、堕胎、疾病或畸形——带着一种麻木的却心照不宣的谦恭和顺从，对它们的谦恭，对我自己阴暗欲望的顺从。
千百年来，颅骨一直吸引着科学家，因为它们是一种很方便的、可收集的形式的人。人被物化了：它们很容易运输、储藏、度量和分析。
斩首是一件极其血腥的事，这就是西方国家不再用它执行死刑的原因之一，即使它是我们可以用到的最人道的技术之一。跟绞刑、注射、电击或毒气比起来，斩首更快，也更加可以预期，但这样的场面太过残酷，我们敏感的神经受不了。
◆ 第一章 干缩人头
博物馆的管理员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原本存有疑义的民族风俗变成外界眼中的刻板印象。舒阿尔人开始被外部世界称作“那些猎取人头的南美人”。
然而，随着与外国人之间的贸易迅速增长，“火枪换头”的生意便得以确立，猎取人头的精神意义——获取受害者的灵魂并在活人当中利用它的力量——越来越小，干缩人头常常变得只是一件加工过的商品。干缩人头不再涉及力量的传播，而只是商品的积存。干缩人头失去了它们的精神力量，变成了商品；如今，有些舒阿尔人杀人只是为了卖他们的人头。就这样，欧美人帮助制造了他们期望找到的不加区别、残忍嗜血的猎头者。随着需求的增长，舒阿尔人猎头者也变得更加不问青红皂白了。从历史上看，只有男人的头才被猎取，因为只有男人，才拥有能够从他的头中捕获到的复仇力量，但现在，舒阿尔人开始为了生意而猎取女人和孩子的头，即使它们没有宗教仪式的意义。
干缩人头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于当没有尸体可用时，一些机会主义者便转向了干缩猴子和树懒的头，
游客们可能观看这些展览，并认为它们是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的可怕战利品，而他们实际上看到的，不过是“西方人痴迷于一个与世隔绝的野蛮民族”这一观念的可怕战利品。
对纹面人头的需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到19世纪初期，毛利人的酋长强行给他们的奴隶纹面，然后杀死他们，为的是出售他们的人头谋利。有些酋长还把活的臣民提供给商人选择，然后按照客户的要求纹面、杀死并腌制。毛利人的纹面，曾经是一件毕生不断发展的精致艺术品，是一个人的勇敢、荣耀和社会地位的确凿证明，如今成了一种装饰，仅仅为了取悦——或者欺骗——外国消费者而设计。
“在中非，生命非常廉价……詹姆森先生忘记了，在国内，人们对这种可怕事情的看法多么不同。”詹姆森是“充满激情的博物学家”，必须有人来提醒他：他的研究对象也是人。
这些英国科学家当中，没有一个人——哪怕是詹姆森——亲自操刀弄斧。斩首行为的绝对残忍把“他们”与“我们”区分开了，这被证明是一个无法抗拒的文化差异的象征。猎取人头象征了“野蛮人社会”的道德局限。
叫魂。
在东南亚岛屿发现的一些流行成见能够让人清醒，这可以作为对这一点的补充说明。“他们”怎么看待“我们”？当然，他们认为我们是猎头者。考虑到一些欧洲和美洲的收藏者在旅行中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谋取人头，很多人劳神费力去挖开坟墓、盗取骷髅，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白人”在某些地方为自己挣得了猎头者的名声。
今天，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区，人们把外国人与危险邪恶的力量联系在一起。一个多世纪以来，婆罗洲、爪哇和苏拉威西岛的村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一些人在夜里鬼鬼祟祟地四处搜寻人头，或者政府派出的陌生人到处绑架孩子，为的是把他们的头颅埋在新修的公路和桥梁下面，以便加固它们。
◆ 第二章 战场上的人头战利品
历史学家乔安娜·伯克曾写到战场上的杀戮所带来的极度兴奋，以及战争培养出来的狂欢氛围。战斗装束，脸部彩绘，以及“没完没了的反复重申：人必须变成‘动物’”，所有这一切都代表了一种令人兴奋的道德秩序的颠覆。如果拿掉当时的语境，这些意识看上去似乎很陌生——在刚刚赶来参加战斗的新部队看来似乎很陌生——但它们提供了一种方式，让你可以应对令人震惊的战斗现实。很难理解1942年瓜达尔卡纳尔岛上战斗部队的具体情境。即便是身处前线的后勤保队伍，对于投身于这台“绞肉机”是怎么回事也没有什么概念，在那里，时间毫无意义，根本没有逃离的希望：即使它没有杀死你，也会让你发疯。
简言之，人的骷髅是他们最微不足道的难题。
尤金·斯莱奇写道：“激烈的生存之争……侵蚀了文明的虚假外表，让我们全都变成了野蛮人。”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生活环境导致了某种程度的社会退化。人的身体部件成了稀松平常的寻常事物，敌人的尸体就在那里等着获取。换句话说，道德景观就像身体景观一样超现实，因为士兵们失去了在国内框定他们生活的所有正常的社会结构。他们被死人所环绕，他们奉命杀人，他们认为自己即将死去：在这种环境下，用历史学家乔纳森·格洛弗的话说，人们“逃离了道德身份的约束”。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变得麻木不仁。
在猎获战利品头颅上，大概有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尽管激发这种行为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仇恨。虚构一个毫无人性的敌人还是有一些限制的。到最后，参加战斗的人认识到，他们之所以战斗，是因为他们不得不战斗，而且日本人也是如此。此外，在某些方面，知道敌人也是人会更好一些，因为，尽管这会带来负罪感和愧疚感，但这些感觉本身证明了你也依然是人，战争尚未剥夺你的人性
太平洋战场上双方的士兵都把自己的附属品留在了他们找到的敌人的尸体上。他们把照片和部队徽章偷偷塞进阵亡者那已经没有生命的手里。这种向死者伸出手透露出一种跨越敌我界线的个人认同感，也透露出这样一种感情：在战斗中有某种深刻的东西是他们共同拥有的，每个人都在面对失去和死亡恐惧。那些被做成项链、作为装饰品佩戴的牙齿和耳朵显示了威望，但也是一种对死亡现实的深刻认同，每个人都被迫面对这样的现实。
这些人工制品大概也是这样一种努力：试图掌握控制权，让死亡变得更熟悉、更容易应对，把别人莫名其妙的暴死转变成一种消除自己恐惧的手段。这样一种手艺也有宣泄的作用
这大概是老的战利品骷髅在今天为什么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它们把死神的世界带到了此时此地，促使我们试图去理解无法理解的东西。
战利品骷髅是已经被驯服的敌人，其本身就能够唤起养育的感情：这些骷髅被戴上了帽子和头盔，把香烟或烟斗拿给它们抽。像约里克一样，它们也重获新生，获得了新的个性和昵称；但是，重新赋予人骨以生命的那种游戏性质的努力也起到了强调它们没有生命的作用。
◆ 第三章 欧洲的断头台文化
有一名意大利人质，名叫法布里奇奥·夸特罗奇的安全官员，在他即将被抓获他的人开枪打死的那一刻，突然在摄像机面前站了起来，试图揭掉他的头罩，并大喊：“现在我要让你们看到一个意大利人是如何死的！”半岛电视台把这段视频压下来了，因为它“太过可怕”。对于面临必死的夸特罗奇来说，这是不是一次小小的胜利呢？最后没有一个人在网上看到他被杀害的镜头，无论是为了娱乐，还是为了教育，抓获他的人不可能以他们所计划的那种方式利用他的死来筹钱了。
在英国，这种刑罚在传统上是专门保留给富人的，似乎由于他们是社会中最有权势的人，因此当他们被判死刑的时候，政府方面需要展示同样令人生畏的力量。在很多欧洲国家，斩首被理解为一种可敬的、不那么痛苦和羞辱的死亡方式。跪下或躺倒接受锋利刀刃的一击，比挂在绞索上摇来晃去更有尊严，而且，在一个称职的刽子手手里，死亡几乎是瞬间发生的。在德国，对偷偷摸摸犯下的罪行使用绞刑是很平常的事情，像盗窃罪或入室行窃罪，而斩首对于公开犯下的罪行更常见，像过失杀人罪。被定罪囚犯常常通过把绞刑或碾刑判决转变为斩首，来寻求缓刑。在荷兰，斩首是杀人罪的刑罚，通常被保留给那些在打斗中杀人的罪犯，因为它被认为是一种更可敬的死亡方式。
恐怖统治足以证明，唯一比砍头更恐怖的事情是一个这样的社会：人们发现砍头原来平淡无奇。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斩首的戏剧性力量都优先于政治伦理，到头来，就连断头机也不能减少戏剧的危险性。
◆ 第四章 人头与艺术再创造
如果说有一幅照片让时间停止，并把照片的主题转变成一个可以拥有的对象物，那么断头机便拍摄了一张让它的主题永远静止不动的照片。
并非巧合的是，莎乐美在这样一个时代的很多艺术家的眼里成了一个性感怪物，现实中的女性正在寻求教育、就业与平等的权利，从而抛弃她们的“恰当天性”，这样的女性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莎乐美的奖赏（一颗装在银盘里的被砍下的人头）代表了男人在面对女性解放时可能会失去的一切——她如此近距离地拿着的那颗人头代表了男人的领导地位，代表了他们的权威，他们的知识霸权和专业霸权——与此同时，作为这颗头颅的新主人，莎乐美则在一种获得证明的狂喜状态中翩翩起舞。
在17世纪初，意大利画家阿尔泰米西娅·真蒂莱斯基描绘了一个这样的犹滴：她比卡拉瓦乔笔下的那个犹滴肌肉更发达、意志更坚定，尽管真蒂莱斯基明显在借鉴卡拉瓦乔的作品。真蒂莱斯基曾被她的师傅、艺术家阿戈斯蒂诺·塔西强奸，有些艺术史家把她笔下的犹滴看作是自传性质的：这幅画让她有机会向强奸她的人报仇雪恨，并通过在画布上砍下他的头，来表达自己的愤怒。
超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巴塔耶坚持认为，艺术“诞生于一个不可能愈合的伤口”，暗示了残缺是审美理解的前提。艺术还使得永恒的伤口成为可能。斩首为艺术家们打开了一个空间，使他们可以跟自己的恶魔搏斗，并思考自己难逃一死的命运
他的绘画是放纵的，在这一点上，它们反映了时代的走向。不只是席里柯被生与死的黑暗现实所吸引。在19世纪初，恐怖是大买卖。廉价恐怖小说都是畅销书，与此同时，凶险的戏剧表演也吸引了密密麻麻的观众，在蜡像博物馆里可以找到“恐怖屋”，还有幻影魔法灯会吸引着围观的人群，上演的是起死回生的骷髅和死尸，更不用说巴黎市停尸房里展出的真家伙，或者断头台本身的定期演出，它始终能确保庞大的观众群。
席里柯大概就是最早那一批接受人类的身体都可以很美思想的人吧。
并要求他摆姿势让他画一幅肖像。勒布朗认识到，“对于这位正在到处寻找垂死者的肤色的画家来说”，自己看上去“似乎很漂亮”。
席里柯发现畸形比古典美更有吸引力、更真实、更有意义，尽管我们如今看到，他的作品在古典传统中已经取得了一席之地，尤其是在《美杜莎之筏》中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肌肉发达的人物身上，他们都是运动健将，取代了一群不幸的、瘦弱的、半死不活的疯子。当时很少有人对其作品中的传统人物发表评论：无论是热爱他的艺术的人，还是对此恨之入骨的人，都把他视为一个革命者。让·奥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尔自命为学院派的守护人，他发现，《美杜莎之筏》令人憎恶：“我不想成为《美杜莎之筏》及其他解剖室图画中的任何一部分，它们把人表现为一具尸体，只显示丑陋而吓人的形象。不！我不想要它们！艺术只能是美，只能教会我们懂得美。”相比之下，席里柯的朋友和精神上的继承人欧仁·德拉克洛瓦看过他的几幅“解剖”习作，终其一生都记得它们；在他看来，它们“真正崇高”，而且“对于人们应当理解的那种美来说是最好的论证”。
这大概就是那个时代黑暗美学发展很好的原因吧，死尸很容易得到，也促进了那时候这方面技术的发展，医学与美术。
然而，惨死是当时巴黎生活的组成部分。那是一座肮脏而有病的城市，居住着很多由于战争或贫困而致残的人。在这座城市里，每周都要在断头台上向嘲笑奚落的围观人群公开表演残忍的斩首，死尸很容易得到。
大人物与普通人的区别吧。
众所周知，列奥纳多·达·芬奇为了熟悉人体构造，而一丝不苟地、“一点一滴地”从几具尸体上剔除肌肉。在描述他的努力时，达·芬奇承认，其他艺术家可能对这样的工作退避三舍，他们要么是因为憎恶，要么是由于害怕“夜里与这些被肢解、被剥皮、看上去很恐怖的尸体为伴”，或者是由于缺乏技能或耐心。
艺术的想象力让物品没有了边界，它可以是任何事物。
如果说，科学并不能让一颗被砍下的人头起死回生，那么，这正是艺术家的力量之所在。艺术可以实现我们所有最黑暗的冲动，通过在死后赋予这些处在地狱边缘的怪物以生命，不管结果可能是什么。反过来，艺术家之所以被那些砍下的人头所吸引，恰恰是因为它们拒绝被定格。正如任何一个医科学生都会告诉你的那样，让一个人成为一件物品要付出大量的努力，艺术的凝视为这件标本提供了空间，让它可以在一个大不相同的舞台上重新开口说话。这个舞台——画布、解剖台或圣坛——框定了我们与这些陌生存在之间的互动，赋予它们的存在以合法性，能够给予它们发言权，远比他们生前享有的任何发言权都要大。
◆ 第五章 人类的头颅崇拜史
托马斯·布朗在1658年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他写道：“让我们在坟墓里不得安息，让人把我们的骷髅做成喝酒的碗，把我们的骨头做成笛子，去取悦于我们的敌人，都是悲剧性的可恨之事”，但他对此事的强烈反感并没有阻止他自己的颅骨在1840年被挖出来。它在诺福克和诺里奇医院博物馆里度过了75年。作家、音乐家和政治领袖的颅骨经常被人挖出来，并在私人藏书室或公共博物馆里展出——这些凝神静思的地方在这方面和教堂并无不同。
数十年来，名人的颅骨充当了智力优越的物证，却并没有对他们的天才提出任何有因果关系的解释。事实上，天才的脑袋与圣奥利弗、圣凯瑟琳和圣茹斯特的头颅有很多共通之处：它们是世俗的遗骨，引发人们的崇拜，帮助它们被置于地图上诸如诺里奇这样的地方。
◆ 第六章 用于科研的人类颅骨
没有想到海顿的尸骨被这样对待。
他也从阴间的腐烂中找回了他的热爱。如果七弦琴参考了俄耳甫斯，那么可能还有另外的象征性共鸣在发挥作用。在神话的一个版本中，俄耳甫斯丢掉了自己的头，当时，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女人撕开了他的身体，并扔进了海里。后来，俄耳甫斯的头被发现漂浮在梅勒斯河上，新鲜而充满活力，依然在哀伤地歌唱。它埋葬的那个地方成了一个圣地和朝圣者接收神谕的地方。
海顿的头在罗森鲍姆家里也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圣地。它被安放在专门的柜子里，就像一件珍贵的博物馆标本或圣徒遗骨，向经过挑选的崇拜者展示，这个骷髅也需要尊敬和崇拜。它成了一个音乐偶像，把一个伟大作曲家的遗产具体化了。看到它的人并不认识约瑟夫·海顿；即使是喜欢把他视为朋友的罗森鲍姆，跟他也并没有很深的交情，他更多的是迷恋海顿的公共成就，而并不熟悉其人的私人习性。这个骷髅更多的不是对其人的个人纪念，而是对其专业成功的一种颂扬。它确证并提高了他的名望。罗森鲍姆的行为放大了海顿品格中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很多方面。这是一个为了后世子孙而被修剪和打扮过的人。
没想到颅相学引发了“种族”与肉体的思考，二战时对犹太人的鉴别与歧视是否也与此有联系？
在1850年前后几十年里，“种族”的观念与人身体的肉体性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研究人看上去的样子在科学议程表上被提到了更高的位置。
伊希明确要求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成为死后验尸的对象。在伊希去世前的那几天里，博物馆的一位馆员写道：“……让科学见鬼去吧。我们打算站在我们的朋友们身边。”随后他补充道：“此外，我不可能相信，这里面本质上涉及任何科学价值……就他的情况而言，科学的主要兴趣属于一种病态的浪漫天性。”但是，他的信来得太晚。博物馆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员——他们也宣称自己是伊希的朋友——“在科学与情感之间进行了妥协”，他们违背他的意愿进行了一次验尸。他们取出了他的脑髓，寄给了史密森尼学会。那些承担验尸工作的人安慰自己说：那是最低限度的侵害，肯定不像解剖那样无礼；毕竟，他的脑髓被保存了起来，而不是被销毁了。
伊希的身体在死后被分割开了，正如他生前的身份一样：他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件科学标本。像其他很多人一样，他也被认为是“他那个部落的最后一人”，明显没有活着的亲人，他被认为太“有价值”，死的时候不能浪费掉。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哀叹：某些男男女女代表了“他们那个部落最后一人”。科学收藏者经常把外族人和少数种族的人描绘为没有国家或世系的人。这是一种假惺惺的恭维，赋予一个人以浪漫身份，同时在死亡的时候推断他们的社会孤立和无力。很多人相信，在国际贸易和殖民主义的面前，土著族群正迅速灭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迫使收藏者更加热情地展开搜集物品、衣服和骨头用于研究，结果是，他们“抢救性的民族志”这个说法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移去一个人的姓名，用一个编号取而代之，是人类遗骨收藏者把尸体跟它们与生者的社会关系分离开来的方式之一。剥离他们的姓名，也就把这些死人跟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分离开了，跟可能要求归还它们的亲属分离开了，成了要研究的物品。某个人的祖父或高曾祖父被转变成了一个1901年死于36岁的澳大利亚男性。在很多情况下，这个社会分离过程——其本身是某种形式的力量，在贴标签的人与被贴标签的人之间发挥作用——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早在一个人的骷髅抵达一家博物馆很久之前就开始了，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通常是那些“没有”姓名和家庭的人首先成为无头者。
这样的定义明显不科学，莫顿是在跟那些折磨着“种族”概念的整个历史的决定作斗争，因为，只要近距离地仔细审视，种族分类总是会土崩瓦解。你究竟是依据民族、宗教、村庄还是信仰体系来界定种族？到最后，你不得不在某个地方画线，而且总是“类似的”个体站在你画的那条线的两边。
新西兰的毛利人发起了争取归还祖先头颅的行动
在奥克兰博物馆和惠灵顿的新西兰国家博物馆，毛利人的遗骸没有像收藏中的其他人工制品那样被编入目录或被赋予一个编号，因为它们并不被认为是博物馆的藏品。他们是祖先，因此被保存在博物馆里一个单独的区域，保存在一个被称作圣地（wahi tapu）的储藏室里，只有管理员（kaitiaki）才能进入，在那里，参观死者要遵循恰当的仪式。今天，博物馆馆员在它们的储藏区域依然要按照土著社群的愿望，遵循一些仪式，比如与死者交谈，穿合适的衣服，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探访，或者要求附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保持安静。
当人们被给予空间对死者表示尊敬时，博物馆的定义也就随之而改变了。
◆ 第七章 医学院的人头解剖
今天的医科学生对他们的供体心怀感激，他们以尊重和钦佩的态度对待尸体，当然，情况并非一直如此。在早年，对于医生们来说，解剖台上的人体除了其身体属性之外几乎没什么别的意义，而且对待它们的方式也常常没有任何尊重。
人与动物没区别。
。不管怎么说，在科学界以及很多流行媒体的眼里，兰尼生活中的事实与他的生活相伴随。像伊希和无数其他人一样，他也逃不了被归类为“原始”人。塔斯马尼亚人不幸被贴上了现存所有种族当中最古老种族的标签，被认为濒临灭绝。所有塔斯马尼亚人的骨头都很有价值，但作为这个种族的最后一人，兰尼的死使他的骨头变成了珍贵的科学标本，最珍贵的莫过于他的颅骨了。
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被转变成了一系列人工制品，各属于它们自己的分类：骷髅、脑髓、半头、松果体、视神经。对于社会来说，每个类别都有各自的价值，这一价值随知识趋势潮涨潮落，随当时的技术能力和不断拓宽的文化环境的改变而起落沉浮。脑髓的兴起既与化学和防腐剂的历史有关，也与卷入其中的科学家们的理论有关。
缸中之脑，“在20世纪，骷髅逐渐失去了其作为人这一身份的物理标志的显著地位，脑髓成了科学关注的焦点。”，物质与意识的发展相辅相成。
而且，作为物质主义时代的一个信号，在20世纪，“瓶子里的脑髓”的形象成了科幻小说中的陈词滥调。活生生的、脱离躯体的脑髓，悬在一个装满冒泡液体的容器里，在缺少身体的情况下依然有意识，既可以表现为十分乐观的幻想，也可以表现为对噩梦般地狱的想像。科学被赋予了反抗死亡、赐予我们永恒生命的权力，否则就让我们成为那个邪恶花招的牺牲品，正是这一花招把我们的意识囚禁在我们无助的大脑之内。正如科学史学家凯茜·基尔所写的那样：“装在一个巨大容器里的脑髓是我们技术专家的一个象征：把科学家想象为赐予不朽的上帝和生产幻觉的魔鬼。”
◆ 第八章 人头实验
断头机杀死一个人如此迅速，以至于在那些目击者的想象里，死亡的神秘瞬间似乎被放大了。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究竟发生了什么？或许，断头机让死亡看上去是瞬间发生的，尽管事实上并不是。这台机器太有效了，以至于似乎不是真的。如果一个人的死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快，那么，断头机或许让死亡变得可以被认知。没有了身体的头颅可能懂得自己的命运，
关于“斩首之后的生命”的争论，大多涉及到头，而不是身体。
脑死亡的争论从砍头机开始。
它还在运转，即使它并不完整。这一试验的设计，是为了对正在进行的关于脑死亡的争论作贡献，用这个怀孕的无头绵羊取代一个脑死亡的怀孕妇女。有的人认为，一个被宣布脑死亡的女人并没有死，因为她可以成功地孕育并生产一个健康的婴儿。
通过砍下一只绵羊的头，研究者们认为他们证明了一只死绵羊可以生产，因为，谁能说斩首不是死亡的定义呢？斩首是决定性的。不可能说一个没有头的人他依然活着。但是，有点像早期的人头试验，这次绵羊试验的结果依然留下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它证明了一只死绵羊可以生出活羊羔；另一些人说，它只不过证明了这只“死”绵羊实际上在一段时间里依然活着，尽管被斩了首。或许这次试验只是证明了失去你的头颅根本没有给你的身体带来终结。至少，在大约30分钟的时间里，在广泛的医疗技术的帮助下，再加上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们的努力，它并没有终结。
脑死亡的概念已经开始主宰死亡的临床定义，这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问题。
不仅我们的精神生活被我们的身体健康所塑造，而且在对精神训练作出反应的过程中，我们大脑的物理尺寸也可能随之而增长。伦敦大学学院几位认知科学家所做的一项长期研究表明，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脑内的海马体扩大了，这多亏了“知识”，也就是传说中他们穿行于伦敦大街小巷的能力。海马体控制着记忆和空间意识，但在特别强烈的训练期间会变得更大。类似的影响在钢琴调音师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学习了穿行于复杂的听觉风景中的能力。海马体的大小与其使用的程度密切相关：当人退休的时候，它再次收缩。这些发现导致研究者们把大脑描述为一种对练习作出反应的肌肉。
病感失认症通常在两三周之内减退，但它显示了我们肉体化精神的复杂性：如果我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感知我的身体，那么，我就成了别人。
多达三分之二的心脏移植接受者后来觉得很悲痛，三分之一的患者在此后的余生里体验了持续不断的悲痛。少数患者甚至试图剖开自己，试图撤销移植手术，因为对他们身体的侵入让他们深受折磨。对这些人来说，他们新的心脏不只是一个“替代部件”，它是一个闯入者，或者说是第二存在，就像一个他们不得不收留在自己体内的客人。接受者谈论他们的新心脏时仿佛它是某种意义上的胎儿生命，就像一个不同的人在他们体内生长，这样一种感觉既特别又危险。他们谈到“那颗心脏”，而不是“我的心脏”，并担心“那颗心脏排斥我”。他们可能觉得自己活着两条命，因此，当有人问他“今天咋样？”时，他的回答是：“我们很好。”少数接受者报告了这些感觉，但在心脏移植手术之后，有些患者觉得他们不得不伸展、加倍或分裂他们的人格，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在某些病例中，这种感觉可能导致精神病，或者严重的精神问题。一次手术，就相关医生而言可能是“成功的”，但实际上可能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
◆ 结论 是别人的头颅还是我们的？
我们或许不喜欢自己所看到的，但那本身不是我们背过脸去的理由。
H
★★★★★
糟糕的翻译也没办法掩盖这本书的有趣，里面很多讨论与我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也给我带来了很多思考。有趣的是，书最后说到书籍带来了距离感，没有那么令人恐惧，我也在读这本书时吃着甜味面包，这是否和那些在解剖台上待久了，开始对尸体麻木的人有相同之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