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一位中国人在“印度集中营”的几个月生活记录《集中营六记》
（2021年12月29日）
这个是真的很有意思，国与国之间、国家内部的矛盾因疫情而激化，但反映到个体身上疫情带来的所有问题很多时候并不是主要的，真正带来问题的还是原本就存在的溃烂。非常好的纪实小说题材，希望作者能够将这场特殊的经历整理出书。 另外我发现我对其他国家真正的疫情政策与变动都没有了解，对国家关系的变动也很久没有了解了，只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处于一种信息茧房中，每次看到这种新闻也大多是被被情感污染后的新闻，无形阴影正在慢慢扩大。
现在再看这篇文章，作者是从一个炼狱逃到了另外一个炼狱啊。
2.《“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何可能是个陷阱？》
（2022年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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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录
☞在福柯看来，人文主义中的“人”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建构起来的一个形象。那些被提起的“自我”与其说是什么真实存在的本质，不如说是一系列知识和权力联合塑造的东西。也正因此，它才会在各种话语中显露出不同的模样。
☞因为任何本质都建立在有限的范畴之上，而它得以存在的根本手段就是简化与清洗，而真实的个体的复杂性要远远胜于这些单薄的范畴。
☞在某种程度上，“做最真实的自己”或许是当下我们遭遇的最大陷阱。一方面就如韩炳哲所提醒我们注意的，在当代绩效社会里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就是这一被想象和建构的“自己”本身谱系的来路不明而可能导致的问题，以及当它被看作是一种本质性的自然存在时，它就不会再是解放的主体，而更可能会是我们自己给自己打造的规定性牢笼。
前段时间我玩了《红弦俱乐部》，之后写了篇文章很想谈一谈其中提到的自我与幸福——“什么是‘做自己’？‘做自己’后就能得到幸福吗？那‘真正的自己’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问题自很久之前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但写到一半时，我发现我其实并没有探究出一个完整的结论，文章没有办法继续推进，所以就此搁置了那篇文章。
但今天看到的这篇为我的这些思索提出了一个方向，比起“做自己”是什么和怎么做，更重要的或许是为什么——我是因为什么想要去“做自己”？我所期待的那个“真实/更好的自己”可以做到哪些事？一个人无法被定义，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反过来让我认清了我的想法，而“做真实的自己”的真正含义或许只是寻求到与自己的和解，内心的平静，找到自我，“做更好的自己”则是理想化的超我吧。
这只是我的粗浅理解，要说的话“自己”也只是一个被构建出来的产物，人的认知本身就与社会相连，无法不受其影响，准备去读一读文章中提到的三本书了。
3.《丰县事件：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
(202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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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丰县事件那么多年，一直没有政府机构介入？微博上有人讥讽：“当地是连夜成立了派出所吗？”因为当一件事被默认为“正常”的时，就不会被问题化，每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会熟视无睹。
更进一步说，这也折射出另一个深层次的问题：长久以来，只要没引发公共纠纷，个人权利保障并不是相关机构的重要职能。就像在传统时代，预防疾病、促进民众健康等公共卫生职能不是政府的事，这根本不被认为是它应该管的事。
如果你还不理解，那试想一下这个故事：花木兰替父从军，父女一看就不同，为什么能隐瞒过关？答案恐怕是：官府根本不在意。
事件发展到现在，大家的情绪更多的还是对“法制”的失望，对政府没有公信力的愤怒吧。
4.《9¾站台，那群奔跑的南京神秘老人》
(2022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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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已经习惯了这件事，就像洪大爷小时候钓鱼的河沟，早就随着城市的规划消失不见，而高淳被承包，故事无非是循环着又上演了一遍。到了晚年，生活就是不断失去的过程，他们更多是平静地接受。我跟李桂梅并排坐着，窗外的阳光刺眼地照进车厢，她看着窗外突然开口说了句，「人过了七十，就是下山的太阳」。
原来人生到老就是这样一个不断妥协和接受的过程…… 所以有时候会觉得能活到七八十岁的人都很厉害，看着自己身体变得迟钝，病痛经常袭来，脑子不再灵活，这会是什么样的感受呢？能接受这些的人心态就是在这样的妥协中磨练出来的吧。
5.《大厂裁员，最后裁掉的是桌子和椅子》
(2022年3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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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具是效率
也许会有人不解，为什么互联网大厂会乐此不疲地购买高价办公桌椅？答案也不仅仅是为了攀比和面子。对于互联网公司们来说，一切有可能妨碍效率的，都是潜在的敌人。
☞张远经历过一个很典型的故事。他们公司经历过一次扩张，本来在五层，又租下了六层。结果老板发现，很多员工经常在等电梯，而消防楼梯又距离很远。老板想了个主意，不如在六层地板打个洞，自建楼梯。张远受到谷歌总部的启发，说楼梯旁边还能建个滑梯。最后，楼梯和滑梯建好了，花了十几万。他至今觉得这是个相当划算的工程，「我们公司每天等电梯的有1000人次，每次按两分钟算，那就是节省了2000分钟，等于员工能多出2000分钟来」。
笑死了，你以为是有趣的企业文化，其实都是为了效率啦！
6.《养老金被扣，俄罗斯人怎么养老》
(202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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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民众如此积极地“发挥余热”，最开心的还是政府，因此卯足了劲地推波助澜。
普京公开呼吁俄罗斯人“多干几年再退休”。政府规定“任何人都无权阻碍退休者在原单位继续工作”。俄罗斯各地区积极对临退休人员进行再培训，针对老年人的就业培训班遍地开花。2019年，仅在托木斯克市一项针对采购管理和交易大厅操作的培训班里，就有800多人远程上课，培训期限为期三个月，每个阶段都有考试，结束后还会颁发毕业证。
先把你推到最坏的情况，在你缓过神来努力生活的时候再去吹捧你，利用你，把你对命运的反抗解读成为了他们歌功颂德，一种自我感动和白嫖。 歌颂被拐卖到山里却开始当教师的女人也是一样的。
7.《豆瓣小组里的crush与劝分：讨伐“恋爱脑”，做没感情的搞钱人？》
(2022年4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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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管理学方法理性、高效，完美贴合效益最大化逻辑，但似乎又生产出了新的规训：独立女性应该足够理智，不依赖他人，“搞钱搞事业”能力强大，做一个优秀的经济理性人。当我们把资本逻辑延伸到人与人的关系中，视每个人为工具与资源，利益考量成为一切行事指南，女性是否在撕碎浪漫小说后，又陷入了同属男权思维的资本逻辑之中？
☞女性主义学者朱迪斯·巴特勒曾指出，资本逻辑给予的自由样貌是父权的、是男人形态的（man-craft），连经济理性人都是男人的形象（rational economic man），它限制了我们想象一种全新面貌的自由与平等。
☞我们畅想一种女性主义式的自由与平等，那或许不是依循既有的霸权结构，在市场逻辑里实现游刃有余的理性人独立，而是在一个可以托住脆弱与柔软的社会，人们不惧同爱人互相依赖，不惧拥抱充沛的情感与激情，被绩效社会视作无用的脆弱、敏感与动荡能够得到容纳，在那时，女性或许才真正把浪漫爱从男性手里夺来，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话语。
8.《一群穷孩子的人生实验》
(2022年4月11日)
我总是会为一些理想主义者流泪
9.《“你们怎么不读书”的哀叹本就非常精英主义》
(2022年4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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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文学作品本身的那种细节感和人的经验贴合在一起所产生的一种非常微妙的感觉，你没有办法解释究竟是什么促使她这么做。你只能感觉到那一刻，文本与人是“天人合一”的。所以我们在读一部文学作品时，从来不会说“《遗产》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故事，塑造了一个怎样的形象”，但是你只要记住这个细节，它可能会在未来生命的某一刻和你发生一种神秘的汇流。在我看来，这就是我心目中好的语文教育的样子，它让我们拥有一种用微小抵抗宏大的力量。而文学的理解也不仅仅发生在人与文本之间，还发生在人与人之间。
10.《当女权主义遭遇纪录片——一场未完成的学术讨论》
(2022年4月22日)
这篇13年的文章写得蛮有意思的，论述得很完整了，所说的困境不仅适用于纪录片拍摄，也很适用于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社会环境里的一些女权现象，毕竟中国的女权是没办法绕开中国的社会与政治去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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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纪录片导演在底层行走，背负着底层的原罪，这些“原罪”是它们作为今天中国社会被遮蔽的巨大的、非法的存在。这尖锐地表现为如何对待性工作者的社会议题上。主张性交易合法化的呼声很高，理由是在现实之中，这已经是既定的事实，应该予以追认，才能保障她们的工作权。但是市场真的能解决女性被歧视的地位问题吗？事实上，性交易中女性被剥削与欺凌，甚至制度性人口贩卖与强制的伴生，从来就无法依靠自由市场来解决。单纯地把市场视为女性（性工作）的解放，不仅会导致思想与行动的迷失，更是遮蔽了真正的社会不平等的来源。市场化使得性交易获得合法的制度性保障的同时，导致的恰恰是对产生不平等社会根源的追认与合法化，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对我们的重要提醒是，中国的女权主义如果仅仅强调把女性从家庭与国家的父权中解放出来，交给市场的“自由”，很可能只是从一种强权走向另一种强权。因此，必须打破这种国家/家庭与市场自由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考与行为模式。
☞因为，这里已经无法用抽象的女权主义来做裁判，正是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女权主义的问题是如何地与中国各种复杂的社会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无法分割。这往往使得单纯地讨论女权主义成为一种奢侈。在今天中国大变革的过程中，既有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崩解，使得（底层）社会的互助与自救的重负只能够依靠唯一残存的血缘和亲属关系，这是一个悲凉而沉重的现实。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基于个人解放的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切入中国社会现实的能力。
↑这让我想到之前听过的一个说法，因为大家不敢真正议政，所以只能通过女权来表达了，更安全。（4月22日）
11.《信息之信》 厄休拉•K. 勒古恩
不久前，我写下一条备忘：“如果有人对我说，‘孩子们想看这种书’或者‘孩子们需要那种文章’，我就应该回以礼貌的微笑，然后把这话当耳旁风。我是一个作家，不是写手。写手已经够多的了。孩子们最想要和最需要的，是我们和他们都不知道他们想要也不觉得他们需要的，只有作家能够把这些东西提供给他们。” 我的小说，尤其是写给青少年的故事，经常被评论者认为是要提供一些有用的教诲（“成长很艰难，但你一定能行”之类的鸡汤玩意儿）。这些评论者有没有想过，故事的意义可能就存在于文字本身，存在于阅读过程中的情节推进，存在于难以言传的探索感，而非那么一丁点儿教诲当中？
许多读者，无论孩子还是成年人，都曾向我询问这个或那个故事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我想告诉他们：“你们没有问对问题。” 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作家，我不会讲述什么“信息”。我讲述的是故事。当然了，我的故事也有某种含义，但如果你想知道它的含义是什么，就得提出与讲故事有关的问题。与信息有关的问题涉及的是说明文、教科书和布道文章——它们和小说用的是不同的语言。
“故事要传达某种信息”，这种观点假定故事可以被缩略为几个抽象的词，可以在考卷或短评中被精简概括。
倘若如此，作家们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大劲儿去构思角色、人物关系、故事情节、故事场景等等这一切呢？为什么不直接讲出要传达的信息？故事难道是个盒子，为了将赤裸裸的观点以华服装扮起来？为了将苦涩的想法裹上糖衣令人接受？（张开嘴，亲爱的，吃了对你有好处。）
故事难道只是装点性的文字，为了传达它背后隐藏的理性思考，为了传达一条信息，而这条信息正是这个故事存在的终极现实和理由？很多老师在教授小说创作的时候，很多评论者（特别是儿童文学的评论者）在评论作品的时候，很多人在阅读小说的时候，都是这么认为的。可问题是，这是错的。
我并不认为故事没有意义或没有用处。恰恰相反。我认为故事是我们实现意义的最佳工具之一：它对我们的身份提出质疑，进行回答，从而使我们团结在一起；与此同时，它也能很好地帮助一个人探寻自己的身份，搞清生活对他提出了何种要求以及他应当如何应对。
但是，这和传达某种信息是两回事。一个严肃的故事或一部严肃的小说的意义很复杂，只有通过参与到故事的语言当中才能领悟。如果将它转化为某种信息，或简化为一段教诲，那就是对这个故事的扭曲、背叛和破坏。
这是因为，艺术品不仅仅是通过大脑来理解的，还要通过情感和身体本身来理解。
在其他艺术领域中，这一点要容易理解一些。一段舞蹈、一幅风景画——我们讨论这些东西的时候，不太会谈它们所传达的信息，而是更倾向于讲述它们在我们心中引发的感受。还有音乐：我们都知道，很难用语言清楚表述一首歌对于我们的意义，因为这种意义并不是理性的，而是我们的情绪和全身深切感受到的，理性的语言无法完美描述这种感受。事实上，艺术本身就是我们用来描述心灵、身体和精神层面理解的语言。
将这种语言简化为理性语言的任何尝试都不可能成功，并且具有很大的破坏性。
这不仅对舞蹈、音乐或绘画成立，对于文学也同样成立。可由于故事是一种由文字构成的艺术，我们就会认为它可以在不加损失的情况下转化为其他文字。所以人们就会认为故事只是传达信息的一种方式。所以，当孩子们天真地问我：“如果你有一条信息想要传达，要怎样才能编出一个恰当的故事来传达它呢？”我所能告诉他们的只有：“故事不是这样运转的！我又不是答录机——我没有什么信息要告诉你！我想要讲给你听的就是一个故事。”
你从这个故事中获得的东西，无论是通过理解、感知还是情感的方式，都部分取决于我——因为，当然了，对于我来说，这个故事充满意义（尽管我有可能是在讲完之后才发现它的意义的）。但它也同样取决于作为读者的你。阅读是一项充满热情的活动。如果你阅读小说时用的不仅仅是头脑，还用上身体、情感和灵魂，就像跳舞或聆听音乐一样，它就会变成你的故事。它能够蕴含的意义远比任何一条信息要深远、丰富得多。它能够提供美。它能够带你挨过痛苦。它能够象征自由。在你每次重读的时候，它都能具有不同的意义。
当评论者把我的小说和其他写给孩子的严肃书籍当作糖衣训导的时候，我感到既悲伤又生气。当然了，的确有很多写给年轻人的说教和训导文章，如此这般讨论这些文章无伤大雅。但对于真正的儿童文学，比如吉卜林的《大象之子》或托尔金的《霍比特人》，如果仅仅把这些故事当作传达观点的工具来教授或评论，而不把它们看作艺术品，那就大错特错了。艺术能够解放我们，文字艺术能够带领我们超越用文字表达的一切。
我希望我们的教师、评论者和读者都能够重视这种自由，这种解放。我希望，我们大家在阅读小说的时候并不是在寻找某种信息，而是在想：“这里有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我在门的那一边能找到什么呢？”
12.《德普赢了：艾梅柏司法与舆论战的双重败局》
(2022年6月6日)
13.《健康码应用的正当性思考》作者：单勇，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来源期刊：《中国行政管理》，2021年第5期。
(202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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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防疫目的消失，有关部门应通过政府令（地方规章）等形式终止这些强制性应用，正如彼时以政府令形式启动健康码一样。荷兰学者Linnet Taylor提出科技的“可逆性”(reversibility)观点发人深省，治理目的之变更或消失，亦导致特定技术治理随之变化或被撤回。紧急法治下的技术治理扩张不可能在后疫情时代完全保持不变，疫情期间个人权利的部分让渡也不代表权利让渡是永久的、无期限的、无节制的。
去年五月的，那时候问题还没像现在这样激烈尖锐赤裸裸，文中提到的不少有害后果如今也成了现实，权利一旦让渡，就很难从没自觉的政府那边收回来了啊……
14.《月经怎么了？》
(2022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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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经不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它还是一种变化多端、在各个方面影响身体状态的日常经历，但这个复杂的过程却几乎完全被男性主导的商业和医学所控制。月经禁忌中的巫术力量往往不加修改地延续到相关产品当中，反过来进一步固化了包括女性在内的所有人对于何为正常、何为不正常的身体认知。
☞已经有许多人指出了其中的谬误，并非所有女性的每一次经期都严格遵循某个规律，很多时候月经无法提前预知。除了这条常识，我们也要警惕这种观点所潜藏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即一个人应当遵守规则、自负盈亏，同时隐藏起求助性的情绪，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现代主体。然而，月经的周期却无意中扰乱了这一逻辑。
☞这是因为工作时间是经过科学研究、精心编排的，然而女工的身体却有自己的时钟，无法被轻易更改，这也揭示出了工业时间的僵化与女性生命之间的本质冲突。所以，潘毅认为女性周期是“永远无法容纳谎言的真实时刻”，她同时提出，集体性的痛苦也可以成为力量的源泉，是她们用身体对充满异化的劳动的根本反抗。
☞行动家、心理治疗师布瑞娜·法斯（Breanne Fahs）就发现，找她做咨询的女性往往不喜欢经期带来的情绪波动，因为她们想要感觉“正常”，法斯提出了质疑：也就是说，要模仿那些缺乏情感和身体周期的男人吗？
好有意思的角度，真正地正视女性气质，不对“情绪化”“柔软”等传统女性气质进行污名化，或许可以给这个“被男性主导的商业和医学所控制的社会”带来新的变革。
15.盛产幼女孕妇的菲律宾，成了儿童色情的天堂
(2022年12月5日)
看到文章评论说联合国以前抨击南美的儿童色情，结果让更多变态知道南美的儿童色情产业了，原本的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
这种恶已经不是靠外界关注就能解决得了的吧……忘掉什么时候看到过的一篇文章了，作者的白男爸爸老年又去菲律宾娶了个非常年轻的女孩，作者非常难以接受，认为这样非常不道德，但是那个女孩说嫁给作者的爸爸比留在菲律宾好多了。
唉，一种强权对弱势的全方位碾压啊……
- 象友给的回复：
柬埔寨也有，搜“柬埔寨的儿童花篮”。
本来有人想帮助柬埔寨战乱后的儿童生存，雇佣这些柬埔寨儿童编织花篮给他们提供生计，其制式精美在欧美广受欢迎。
但欧美白人认为其中存在童工剥削，于是发起“抵制柬埔寨花篮”行动，给柬埔寨儿童花篮带来毁灭性打击。然而这些盲目群起抵制的人，却并未考虑到这些无法编花篮的孩子，谁又能给他们提供生活费用，给他们提供学费医疗费。
紧接着事态急剧恶化，在柬埔寨儿童花篮被欧美强行叫停之后，柬埔寨儿童色情买卖和人口贩卖暴涨了上百个百分点。 这个应该墙内外都能搜到，具体就不再展开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