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eated: Oct 26, 2020 6:15 PM ISBN: 9787508646473 作者: 戴维·考特莱特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国籍: 美国

封面: 评价: ⭐⭐⭐⭐ 译者: 薛绚

◆ 三大宗：酒精、烟草、咖啡因

不过，客人倒是可以像欧洲人一样尽情吸烟，许多咖啡馆里也总是缭绕着浓密刺鼻的烟雾。这对咖啡馆的生意大有帮助，因为吸烟者代谢咖啡因的速度比不吸烟者快上50%，所以要频频续杯才能维持同样的提神效果。许多瘾品不但可以彼此取代，还可以提高其他瘾品的需求量，所以瘾品贸易不是一种“零和竞争”。

但是观察近代美国饮用咖啡的经验，可以归纳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和教训：某些精神刺激瘾品一旦可以广泛取得、积极促销、降低价格，就会深受大众欢迎，如果这些人养成了依赖的习惯，这些瘾品就更是所向披靡了。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开启了全球化的商机。当时可口可乐公司老板罗伯特·伍德拉夫（Robert Woodruff）实行了一个政策：不计任何代价将5美分一瓶的可口可乐供应给世界各地的美国大兵。（他表示：“我们是在放长线钓大鱼。”）美国政府也从善如流，免除军中若销售可口可乐就不得享受砂糖配给的限制，美国大兵更在作战期间将这种饮料介绍给许许多多欧洲人和亚洲人

咖啡因可以说是将可口可乐送上世界轨道的火箭发射台，这条轨道则是靠着巧妙运用可口可乐的美国偶像地位，以及西方消费形态才得以持续进行的

今天，除了谴责糖会造成儿童多动症和其他疾病的人以外，一般人都不认为糖是一种瘾品。

《盐糖脂》罗伯特同时也是莫奈尔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他跟其他科学家们一起，研究发现了一种名叫内源性大麻素（endocannabinoids）的物质，可以触发舌头上的甜味感应器。这种大麻素由我们的大脑产出，使得我们胃口大开。内源性大麻素是四氢大麻酚的姐妹版，也是大麻的主要成分之一，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人们在吸食大麻过后会食欲非常旺盛。

◆ 三小宗：鸦片、大麻、古柯叶

罂粟的原始生长地是何处？从欧洲西部、南部到中国西部的各种说法都有。按马克·戴维·默林（Mark David Merlin）仔细研究后所呈现的结果，最可能的传播路线是从中欧到地中海东部，时间是公元前1 600年前后。可能是新石器时代居住在瑞士陆岬与其毗邻地区的人在野生的草本植物中发现了鸦片。他们后来认为鸦片是有价值的东西，因为罂粟子可食用，可榨油，可供药用，还有刺激精神的作用。就这一方面而言，鸦片与大麻是相似的，大麻也是对种植者有很高食用滋养价值的植物性药物。鸦片向东南传播可能是掺在谷物中意外造成的，也可能是以外地贸易货品之姿刻意达成的。不论是哪一种方式，鸦片在希腊、克里特岛、塞浦路斯，以及地中海东部沿岸各地，都成为人们熟知的有用之物。

用鸦片治疗起来特别有效的是各种文明病：焦虑、烦闷、长期疲劳、慢性疼痛、挫败、幼儿啼哭。此外，对人口集中的地区到处可见而且往往会致命的痢疾等疾病尤其有效。排泄物传染的疾病对于居无定所的人群不会有多大困扰，对于定居下来却没有卫生设施（这些设施是19世纪以前根本不存在的）的人却是极大的麻烦。

西方人于17世纪引入东亚的不只是烟草，还有甘薯、花生等多种食用作物，促成了人口的稳定增长。结果与欧洲的情形一样，人口压力导致移民。1848~1888年间，有200万中国人——大多为年轻的男性——外迁到马来半岛、中南半岛、苏门答腊、爪哇、菲律宾群岛、夏威夷、美国加州和澳大利亚。之后发展成全球性的移民，纽约、伦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等各大贸易货物集散地都出现了华人区。

吸鸦片也在这些地方成为固有现象。从中国来的“苦力”——不论已婚未婚——大多是光棍一条，平日生活寂寞、受压迫、欠着债务，又远离家族的影响约束，所以放松的方式离不开单身汉惯做的勾当——赌博、嫖妓、抽鸦片。操控这些勾当的税官和组织都大发其财。研究泰国华人社会的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指出，泰国靠华人的勤俭美德而能扩张工商业的规模，但泰国政府也靠华人的恶习扩大了国库的收入。这种情形在有华人移民的社会都是事实。

大麻最初在欧洲出现是什么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但很可能是中亚草原的游牧民族引进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在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撰写的《历史》（Histories）之中有一段描写斯基泰人（Scythians）在燃烧大麻籽的浓烟中“快活地叫嚣……他们以此取代普通的沐浴，却从不洗澡”。阿拉伯人从希腊医学和植物学中认识了大麻，也在跟伊朗与印度的交易中更直接地学会用大麻。按民间传说，药用大麻于6世纪中叶传入伊朗，乃是一位印度朝圣者带来的。但有些学者认为，大麻传入近东的时间应该更早，希伯来文的《圣经·旧约》和阿拉姆语（Aramaic）的译本之中都提到了大麻。

简言之，哥伦布率领三艘缠满大麻绳索的大船于1492年8月3日早上从西班牙起航之前，大麻烟已经传遍欧、亚、非三洲的大部分地区了。

但是，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 1902~1983）说过，存心带头的人不可能造成群众运动，除非历史背景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这件事而言，先决条件在于人口。20世纪早期的经济萧条年代中，工业化国家的生育率都锐降，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50年代初才再度上升。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上升。生育率齐升的结果是，全世界30亿人口之中，有9.69亿人在1960年是属于5至20岁的年龄段——几乎每3人中就有1人是在这个年龄段。换言之，在20世纪60年代，这些人都在走过十几岁到20出头的阶段。

因此，“易受感染”的人数之多，达到空前的程度。由于年轻人对于瘾品引起的不良反应的忍受力比较强，自然就比年纪较长的人更想要寻求新鲜刺激，更容易瞻前不顾后，也更急于模仿同侪。这些心理特性都易于促成瘾品滥用。在生活富裕的西方社会以及正在西方化的社会里，在凸显个人风格、及时行乐、性解放的意识正在抬头的时代，这些心理因素的影响尤其不可忽视。

全世界的古柯叶供应量大增与制造业的扩张，把原来稀罕昂贵的可卡因变成普通而便宜的东西。1885年的售价是每盎司（约合28克）280美元，1914年跌到每盎司3美元。

廉价可卡因助长了一股瘾品流行的扩散，

到了19世纪90年代，吸食与注射可卡因的习惯也传到了酗酒与吸鸦片已经普遍存在的社会底层。在印度，许多服食可卡因的人是已经染上鸦片瘾、大麻瘾或酒瘾的，可卡因其实只是他们的癖好之一。但印度服食者通常是采用吞食古柯粉的方式，或是掺入槟榔叶与石灰一起嚼食。

在里约热内卢等城市里，游荡街头的少年都少不了它。这些孩子使用的瘾品琳琅满目：强力胶、汽油烟、大麻、烈酒、古柯膏或掺了古柯的香烟，俨然是刺激精神瘾品革命的浮世绘。吸食兴奋瘾品的后劲渐渐消失的时候，他们会吞下镇静剂安定（Valium）、罗眠乐（Rohypnol），以忘却犯罪卖淫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

◆ 解开销售之谜

前文讨论过的影响精神状态的主要瘾品——酒、烟草、咖啡、茶、巧克力、鸦片、吗啡、大麻、古柯、可卡因，都一一变成全球生产的东西。

为什么有些瘾品会成为全球化产品，有些却不会？这是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全球化发展成功带来的环境冲击也同样值得深究。

可能是因为第一次接触的不适感太强。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恐怕外表不雅观。

后勤运输条件不利的影响也许更大。

适当的保存期、运输上的可行性、适宜的价格，都是瘾品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性商品的历史条件。但也不是有了这些条件就够了。欧洲人如何断定哪些瘾品应成为赚钱的作物与国际性的产品，也曾经受到非物质因素的影响。他们是基督教徒，对于凭借化学物质转换意识状态的做法不免存有疑虑，对于印第安人在仪式中使用的致幻瘾品尤其不能接受。

美洲原住民普遍有使用致幻剂的习俗，也许并非巧合。有一种说法是：古时候的亚洲人经由西伯利亚陆桥迁移到美洲之前就已熟悉毒蝇蕈（fly-agaric，亦称蛤蟆菌）的用途。他们的巫师萨满（Shaman，原始信仰的巫者）靠着用它——或许也用其他致幻剂——与神灵界相通，在服食后悟得邪祟麻烦的缘由，为身心有病痛的人驱除病根。萨满原本应该找出各种可以帮他们进入恍惚出神状态的物质。迁移至美洲落脚的印第安人祖先把弓箭、矛枪、奔犬带到西半球，也带来了寻找致幻植物的习俗。他们努力的成果十分可观，一共发现并采用了100种左右。佩奥特仙人掌、龙舌兰豆、牵牛花籽、墨西哥裸盖菇（psilocybic mushroom）、黄褥花科卡皮藤只是广为人们所知的少数几例。欧亚大陆的文明社会对于这些植物一无所知，民间通用的致幻植物也寥寥无几，即便欧亚大陆土地比美洲广阔，居住的历史也比美洲悠久。

贫穷之人怎样走都是一条死路

可能使人产生幻觉、虚弱，甚至致死的麦角病毒可能是无意间中毒的缘由之一。不过麦角病后来渐渐变得不常见了。这种病毒在黑麦庄稼上滋生，在特别寒冷的冬季与潮湿的春季之后收成的黑麦中尤其常见。由于欧洲人逐渐用小麦、马铃薯、玉米取代易染病的黑麦，1660年以后的天气模式又是温暖而干燥的，发生麦角病的事例就减少了。蒸馏法（可以将染麦角病的谷物去毒）广为流传以后，有助于减少病毒引起的中毒，但也带来另一种后果较易预测的、意识不那么混乱的酒精中毒。

北美洲东部的原始森林消失许久以后，烟草依旧是许多国家——例如坦桑尼亚——森林滥伐的元凶，因为熏制烟叶需要大量木材。每熏制１英亩田地的烟叶，大约要耗损１英亩的森林面积，确实数量因各地烟草库坊的效率不同而各异。烟草田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不但污染水源，还培养出对杀虫剂有抵抗力的蚊子和苍蝇，形成热带环境中一大麻烦。

近百年来，刺激精神的新瘾品产品主要来自跨国制药公司研发的合成瘾品，以后的情形仍将是如此。精神病学的生物学走向，加上“装点门面的精神药理学”（cosmetic psychopharmacology，借处方瘾品“微调”心情并改进工作表现）兴起，必定持续引介替代天然瘾品的“干净的”合成瘾品。这些瘾品也必定有一部分会流入瘾品的地下社会。

◆ 魔法师的学徒

现在也有研究

酒精的经历和烟草一样，曾经引来医生们对于其医疗用途的辩论。

老牌毒品很多在以前是药物，词汇的含义反应了这点变化。

“药物”（drug）一词在20世纪早期与毒瘾扯上关系，原因之一是医生们需要一个便利的用词把激增的滥用问题归为一类。“药物习惯”（Drug habit）因而具有“吸毒成瘾”的意思。

不论哪一国出产的药品，都是行销国际，因为研究的经费庞大，业者只靠国内销售是赚不回来的。这些药品如果具有引发快感或辅助性欲的效用，不免又走上以往性质相似的有机药物的发展路径，溜到医疗范围以外的用途上，继而引来争议与更加严格的管制。海洛因、巴比妥类药剂、促蛋白合成的类固醇、镇静剂、致幻剂、杜冷丁（Demerol）之类的合成性麻醉剂，都是这么走过来的。最近的一个实例是“伟哥”（Viagra），本来是治疗勃起障碍的药物，一旦变成催情实验药，就引来一片争议之声。本来不属于医疗领域的东西——例如汽油、强力胶，一旦被当成致幻瘾品使用，也会引爆争议。因为工业化的生活环境里有太多随处可得的刺激精神的化学品，所以近几年来渐渐通用“药物滥用”（substance abuse）与“化学品依赖”（chemical dependence）的说法，因为这样说比“瘾品滥用”和“毒瘾”涵盖的意思更广。

制药厂的新药推销员不停地往医院诊所送免费的样品和精美的广告宣传册。有一则新药宣传册上说：“肥胖的人会早死。”附图即是解剖出来的脂肪过多的心脏和油腻的肝脏。“任何控制体重的饮食疗法，都不像使用右旋安非他明类硫酸盐这么广泛、这么迅速，结果又这么令人满意。”德塞美（Dexamyl）是安非他明和巴比妥类的混合体，正适合用来“管理日常的心理及情绪方面的困扰”，例如个人的财务问题、家人间的摩擦、担心变老、亲友离丧、一时的挫败感等等，全部合用。换言之，男女老幼人人可服。甚至到了1953年，SKF对外发行的《右旋安非他明参考手册》（Dexedrine Reference Manual）还在否认它有可能使人上瘾，只勉强承认某些病人服用后可能产生心理上“习以为常”，不过，“喝粉红水也可能习以为常”。

各种类型的影响精神状态的瘾品都从医疗用品摇身变成大众消耗品，植物的、生物碱的、半合成的、合成的，无一例外。

假如要他与同业放弃所有曾因人们滥用而引起不良后果的药物，结果会是无药可用。不过，医生们对于可能被滥用的药物终究变得比以前谨慎多了，即便这样保守的态度往往需要几年的磨炼才会出现。有时候还得靠政府强迫，如日本和瑞典的安非他明的经历，医生们才会有实际行动。

永远的难题

医学发展步调缓慢的原因之一是利益上有冲突。自从古希腊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行医的时候起，医生们就知道，他们能为大多数病人做的只是预测病症后来会有什么结果，然后就顺其自然了。但病人和病人家属却期望医生把病治好，起码要把症状减轻。医生如果能达到这种期望，就可以在经济上获得丰收；否则就会流失上门的病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给予快感的、能减轻疼痛的、能消除忧郁的、能恢复精力的、能帮助入眠的药物都是上选。但是，应该如何权衡这些药物被滥用的可能，以及人道与财务考虑上的利害均衡点？该由谁来负责权衡，又该以什么信息为权衡的标准？

救人命、打垮侵略者，是研发新药与核武器有力的正当理由。万一有人将新发现用到不正当的方面又该如何呢？既杰出又兼具争议性的美国学者内森·克兰（Nathan Kline）——在精神药理学界的地位如同爱德华·特勒（Edward Teller，美国的“氢弹之父”）——的说法简单扼要。他认为，问题的重点不在如何造出影响行为与情绪状态的新药。制造并不怎么难，难的是“确认该由谁来决定药应当什么时候用、给谁用、由谁来提供”。

利里具备真正的革命分子不可或缺的三项特质：不屑于谨慎、不在乎造成伤害、精于颠倒是非的狡辩。

◆ 享乐的陷阱

商人、资本家，以及向商人和资本家征税的政治大权在握的执政者很早就发现，瘾品是诱人的产品，也是丰厚税收的来源。由于赚钱的机会和健康的顾虑不能协调一致，精神刺激物的贸易历史中便处处可见因此产生的道德与政治的冲突。自始至终，财政的考虑都与医药的考虑势均力敌。有些瘾品的发展中，财政考虑根本重于医疗。

瘾品是毒。具有刺激精神作用的植物为防卫草食动物而进化出生物碱。昆虫与鸟兽吃了这些植物，会晕眩、辨不清方向，或产生幻觉。然而，有些动物仍然会吃令自己昏醉的植物和发酵的果实，甚至不在意自己的求生能力因而大打折扣。按进化的理论，“意外”吃醉的行为可能是有益的，因为这可以警告误食者不应再吃这种植物。至于“故意”的行为，不但无益，而且是矛盾的。这样做显然是与自然淘汰的道理背道而驰。

比较合理的说法是：食用麻醉品可以满足某种基本需求。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儿童在游戏中会故意自己转圈到发晕的程度，修行的人会在冥想打坐中忘却自我。消除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乃是人类固有的欲望。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有些是相当危险的。借瘾品这强有力的工具来转换精神状态，是一种捷径，但转换后是什么状态，并不是全凭瘾品决定的。最终的状态乃是瘾品与服用者的心态、服用者的实际环境及社会处境交互作用的产物，但作用的关键仍在于瘾品。利用瘾品满足转换精神状态的冲动，是不惜接受毒害以得到又强又快的效果。

但各种瘾品似乎都有一个起码的共同点：会影响中间边缘多巴胺系统（mesolimbic dopamine system），影响可能是直接或间接的，也有强弱的不同。这种原始的神经基质系统是快感的主要传送路径，我们决定做或不做某事的动机也是由此而来。瘾品会刺激这个系统——可能也刺激其他尚未确认的系统，借快感发出“这就对了”的信号。即使像咖啡这样麻醉力轻微的瘾品，也能通过这个系统使人兴奋起来。

曾任美国毒品管理局局长的安斯林格说过：“我们简直没见过律师搞这些东西。我可不相信这是因为律师比医生护士更有道德，或是因为律师比较有办法躲掉这种麻烦。这是躲不掉的。只要有机会接触到，总有人会想试一下。”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于管制货源。

为的是要“安然沉湎于一种把一切人生难题的意识都泯除的感受”，是个人的价值观在决定要不要服用、是否持续服用、是否成瘾、该不该戒除？而个人价值观是受文化价值影响的。假如文化本身是容忍醉酒的，是让酒有能力左右人的行为的，会发生酗酒问题的比例就一定高于反对醉酒、要求个人为自己行为负责的文化。因此，爱尔兰和意大利的国民平均酒类消费量虽然都很高，爱尔兰的酗酒案例却比意大利普遍。可见症结不在货源，是个人与文化的价值在影响需求与习惯。

以上两个似乎互相抵触的观点都言之有理，但先决条件是人能够受到所接触的瘾品的影响。不论何种瘾品，使用过的人不一定都会上瘾。

皮尔认为关键在个人是有道理的，但集体的行为也是重要的，例如，土耳其人强烈忌讳吸鸦片（但不反对输出鸦片），因而没有严重的鸦片瘾问题。中国文化把幻觉行为等同于精神病，所以LSD始终未在中国普及。反观日本人，因为对豪饮采取放任态度，使得半数人口基因里带来的喝酒潮红反应也失去原有的保护作用。

至于和瘾品近水楼台的关系有多大影响，也可以从历史中找到证据。19世纪的后半期中，伊朗的鸦片生产迅速扩大，当时的丝织业正趋于衰退，鸦片的世界需求量却在渐增，伊朗人因而视鸦片为理想的出口作物。后来鸦片出口也衰退了，许多伊朗人为了排解经济困顿之苦而抽起自种的鸦片。

结果发现，邻近产地比任何其他因素的影响都大，45%的差异与产地邻近与否相关。巴里东因而认定：“在诸多复杂的心理与社会的解释纷争之中，瘾品滥用的最根本的事实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如果不能取得瘾品，就不会有滥用的行为。”

一旦上了瘾，需求量就固定不可少了，常有人说，上瘾者是不在意价钱的。其实他们和一般消费者一样会考虑价钱，如果瘾品售价涨得太高，上瘾者会去找替代物，或是减量使用，或索性戒掉。不过，鸦片或卡特等物质毕竟和大麦、燕麦不同，上瘾的人甘愿为了能够持续服食而多做一点儿牺牲，放弃他们不那么渴望的东西。尤其是短期内因断瘾而正在受苦的人特别容易做这种牺牲。

类似霍恩这种经验——吸烟者大清早到处找可以买到烟的铺子、酗酒者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等着酒铺开大门、睡眼惺忪的上班族掏着口袋里的零钱准备买早起的第一杯咖啡，都将成为工业化都市生活中常见的景象。数以百万计的消费者那种“非买不可”的感觉，将瘾品隔绝在商业荣枯循环的影响之外。

茶馆，酒馆，咖啡馆

近代早期的使用者购买瘾品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个人的苦恼或满足对快感的秘密需求，即便这两种需要也很迫切。他们同样重视瘾品在政治应酬、社交、性交方面的用处，这也是瘾品很快从无趣的医疗范围向外流的另一个原因。例如，近东地区的咖啡馆供给男人们一个外出的最佳借口，让他们在明显缺乏男性宴饮同乐习俗的社会里，有机会和其他男人往来。16世纪的神职人员会反对喝咖啡，不是因为咖啡会引起咖啡兴奋症（marqaha），而是因为疑心咖啡馆是招引男性聚集做坏事的地方。

上瘾的文化

简言之，瘾品的吸引力不但在于能刺激脑内的奖励机制，也在于社交方面的用处。文化影响瘾品使用，瘾品使用也影响文化，许多社会习俗——例如举杯祝饮、上班时喝咖啡的休息时间——的形成是从瘾品得来的灵感。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后，美国妇女发现香烟不只是输送瘾品的媒介，而且是件有用的道具。她们想向外宣示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可以用含义多样的香烟来凸显自己的独立、可接受追求、友善，以及把香烟在烟灰缸中用力按熄表示自己的愤怒或不屑。香烟非常彻底地融入20世纪的群居生活，有人会把香烟描述成人的替身。一位在丈夫离家时抽香烟的女士说：“我觉得它就像是个伙伴。”一位打猎时独自在树林里抽香烟的男士形容自己的感受是：“好像有人陪伴着。”

到了20世纪中叶，尼古丁气味成为浪漫的气息，抽烟也成为男女欢爱行为的一个附件，酒精依然如此，自古就是性爱的助兴物。“你一旦喝醉了，‘不’的意思就变得特别暧昧复杂了。”卡罗琳·纳普（Caroline Knapp）做过这样的概括，她在酗酒期间打定主意不和喝酒有节制的男人约会。

大麻也能增强享用食物与音乐时的快感。曾有一名21岁的学生说：“男生爱女生，性最妙。吸了大麻‘嗨’（high，亢奋）起来，什么都最妙。”大麻这么全面的快感促进功能，不是每一种瘾品都具备的，但是别的瘾品也发展出不一样的加乘搭档：葡萄酒配饭菜、咖啡配甜点、喝啤酒配掷飞镖。瘾品商人卖的不只是一时的“嗨”或一解断药之苦，他们卖的是可以增进各式各样快感的产品，性爱与口腹之欲只是其中之二。

瘾品的确能引发人们的巧思，以往卖荔枝干和煤炭球的人曾经生意兴隆，因为荔枝干可以用来揉鸦片团，炭球便利点燃鸦片烟枪。1876年间，单是伦敦这一个都市，就有30家制造并进口海泡石烟斗的商店。在君士坦丁堡，贵妇名媛们流行佩戴遮掩袖珍型皮下注射器的珠宝。100年后的美国瘾品爱好者喜欢戴安眠酮（Quaalude）药片形状的金坠子和耳环。

“外部性”往往以“问题导致获利”的形态出现，例如瘾品滥用引来的问题可以转变成为提供治疗的业者获利的机会。

在20世纪30年代，“消化汽水”（Bromo-Seltzer，含溴化钾、乙酰苯胺、咖啡因、柠檬酸，无须医生处方即可买到）的销售者发现，买主大多数是想要消除宿醉的低收入男性，因而立刻收回广告，改用星期天的报纸漫画版来促销，因为星期天是“消化汽水使用量最多的日子”。营销“碱性汽水”（Alka-Seltzer）的对手商家不甘示弱，也针对又抽烟又爱过量喝酒的男性设计了漫画广告。止咳含片的广告印在纸板火柴包装上：“使你喉咙舒爽，口气清香。”

意外收获最大的是调理瘾品滥用后果与帮助正在努力戒除者的医疗系统，后者在美国的获利之大尤其居全世界之冠

这些通俗事物到处长驱直入，是有其超越文化界线的生物性基础的。甜而多油的食物人人皆爱。有些肥胖的人使这种“天生”的吸引力变本加厉，他们用甜而多油的食物来排遣无聊、挫折、愤怒、忧郁、不安、失望，正如容易染上使用瘾品习惯的人。历史学者苏珊·斯皮克（Susan Speaker）认为：“资本主义和医药界获利并不只因为我们原本有嗜好高热量食品与精神刺激物的生理倾向，也因为人类各式各样的身、心、灵苦恼是无所不在的。”

虽然反讽，也让胰岛素、动脉引流、抽脂手术、减肥药丸、跑步机、减肥餐的供应者赚到了钱。现代资本主义特有的催吐天才是：能教我们为了某一类产品或服务而违背自己的理智判断，然后再卖给我们另一批东西来应付已经造成的伤害，以便我们能够回过头来消费更多造成最初伤害的那些商品。评论家理查德·克莱因（Richard Klein）尖锐地指出，减肥是最炉火纯青的消费行为。

超级市场出口结账处摆着教你减肥的书。为了凸显男子气概要抽香烟，为了治疗烟抽多了造成的勃起障碍，又得服用“伟哥”。这些显然都矛盾得近乎荒唐，但这只是从公共卫生的观点看来如此，从获利最大化与充分就业的观点看来却很合理，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有问题才会有获利，是成熟的资本主义的一个定义特征。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要不断成长，不能只靠埋头制造平淡无奇的产品和耐久商品了。大豆和烘干机能带动的经济活动量就只有那么多。瘾品却能辐射出“外部性”，制造更多的经济活动。瘾品就像一种永恒运动的机器，提供稳定的工作机会给所有人，农民、律师、瘾品史研究者都从中受惠。

◆ 逃离商品地狱

小说家杰弗里·阿彻（Jeffrey Archer, 1940~）曾说：“人们把精力的作用低估了。有天赋又有精力，你能称王；有精力而没天赋，你可以称侯；有天赋而没精力，你只能做穷光蛋。”

巴登觉得优质烟这个重点可以加以发挥：“你只活一次，为何不活得像百万富翁一样？”据他解释，这句话的道理是：“你买不起劳斯莱斯汽车，你买不起第五大道的房子，你没钱到新港去避暑，但是，老天有眼，有一件事上你可以和全美国最富的人一样，你可以抽最优质的烟。点一支好运烟，体会一下百万富豪的感觉。”

历史学者称这种情况为内化（internalist）。烟草业扩张的故事讲的是内行人和创新者如何应变解围，他们为了不减少利润而增加市场占有量、平复大众的恐惧，想出各式各样组织上的、技术上的、媒体宣传上的对策。竞争对手也会亦步亦趋，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大家集体努力的结果是，世界上更多地方更多的人吸掉更多效用更强的香烟，这些香烟还附有精力与健康的符咒。

林白并不因为自己缔造了航空史上的重要纪录而得意忘形，反而担心“快速交通可能带来极恶劣的标准化发展”。他担心未来会是一个被北美洲消费模式操控的同质化世界，这套独霸的模式不容忍地域风俗，会颠覆部落固有传统，会破坏环境。作家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将林白担忧的状况命名为“麦克世界”（McWorld）。思维敏感的人会对“麦克世界”的状况忧心忡忡，正急于打开新市场的西方国家瘾品制造者却额手称庆。这也许是科技发展无心插柳使他们获利的典型实例。

◆ 人民的鸦片

好酒贪杯的工人——例如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伦敦遇见的豪饮啤酒的年轻印刷工，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看见的在曼彻斯特街头醉得东倒西歪的无产阶级民众、完成长途赶牛任务的美国西部牛仔们、南美洲酒馆里的牧民们、来自各国获准上岸的水手——都毫不吝惜地把工资花在买醉上，如果没有在烂醉之前就被警察带进拘留所的话。他们总要喝到自己头疼欲裂、钱包空空，之后就不得不回去再为雇主卖命。富兰克林很看不惯“这些不知振作的人就这样永远把自己搞得昏头昏脑”。酒精使这些人无休止地出卖劳力，正如鸦片使中国苦力的苦工永远做不完。

总之，烟草类产品一直到20世纪仍是低收入工人的一项重要开销。美国进入经济大萧条时期之际，佐治亚州的黑人佃农仍将现金收入的6%花费在买烟上。按经济学家杰克·戈特塞根（Jack Gottsegen）在1940年的研究，其他低收入群的人们的日常零花几乎全部用在买烟上——远高于用在阅读、生活用品、教育上的比率。

有许多动物在野生状态中会找致醉的植物来吃，却远不如在被囚禁的状况下摄取到的那么多，而且是不得不摄取——人类会为它们准备瘾品。动物园里的动物在搬迁过程中、在必须适应新环境的状况下，照例都要施予麻醉剂或镇静剂。动物一旦表现得神经质，或是持续一成不变的动作，就是给药的时候了。在展示区里来回不停踱步的北极熊，需要的是一剂百忧解。

实验室里的动物如果“在笼内有健康状况衰退的情形”或健康无碍却不肯适应新环境，比较可能会接受安乐死，因为用镇静剂维持其存活会影响其实验价值。家养的宠物如果表现神经质，自然另当别论。小型宠物兽医如今会开一些抑制神经细胞吸收化学物质的特效血清素，这类药物在中国香港的市场特佳，因为香港的宠物主人往往整个白天扔下宠物在拥挤的公寓里独处，20%以上的香港家犬患有分离焦虑症——主人不在时吠个不停、在地板上拉屎撒尿、撕咬家具，需要借药物改善。

人类也经常给动物服用瘾品以便利役使。中国西藏地区的人给骡马喝大壶大壶的茶，以增加牲口在高海拔地区劳役的能力。养鸡场的农户会在鸡饲料中添加安非他明，以增加鸡蛋产量。斗鸡的主人用大麻混合洋葱喂公鸡，以加强其好斗性。驯养的大象只要把搬运工作做好，驯象师就可能喂它鸦片球，这和表演的海豚得到训练师奖赏的鱼差不多，驯象师手捧鸦片，大象嗅出味道，就像吃花生一样地把它送入嘴里。

驯象师也用鸦片来对付成年公象狂暴的发情期。睾丸素酮分泌量极高的发情“疯”象可能造成很大损害，甚至导致死亡，所以会被拴上镣铐，被击毙或绞死，大象既然不听从文明的指挥，只好用文明社会的手段加以处置。但是，劳役用的大象是价值很高的资产，驯象师为了避免囚禁或击毙大象造成的损失，就喂大象大剂量的鸦片使它平静下来，但剂量也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嗜睡。曾有泰国大象因为吃了太多鸦片在猎虎的半途中躺下来，结果不免挨一顿毒打。

人类喂马吃鸦片至少可以上溯到17世纪。印度马贩会先喂马鸦片再让买主来看马，因为吃了鸦片的马儿会显得比较温顺。土耳其的旅行者会在踏上辛苦的旅程之前喂马或其他坐骑牲口吃鸦片，剂量多达2克。印度北部武士种姓的拉吉普特人（Rajputs）每次执行沙漠侦巡任务之前，一定会拿出鸦片与自己的马儿和骆驼分食。

斗鸡的主人用大麻混合洋葱喂公鸡，以加强其好斗性。驯养的大象只要把搬运工作做好，驯象师就可能喂它鸦片球，这和表演的海豚得到训练师奖赏的鱼差不多，驯象师手捧鸦片，大象嗅出味道，就像吃花生一样地把它送入嘴里。

驯象师也用鸦片来对付成年公象狂暴的发情期。睾丸素酮分泌量极高的发情“疯”象可能造成很大损害，甚至导致死亡，所以会被拴上镣铐，被击毙或绞死，大象既然不听从文明的指挥，只好用文明社会的手段加以处置。但是，劳役用的大象是价值很高的资产，驯象师为了避免囚禁或击毙大象造成的损失，就喂大象大剂量的鸦片使它平静下来，但剂量也不能太大，否则会导致嗜睡。曾有泰国大象因为吃了太多鸦片在猎虎的半途中躺下来，结果不免挨一顿毒打。

人类喂马吃鸦片至少可以上溯到17世纪。印度马贩会先喂马鸦片再让买主来看马，因为吃了鸦片的马儿会显得比较温顺。土耳其的旅行者会在踏上辛苦的旅程之前喂马或其他坐骑牲口吃鸦片，剂量多达2克。印度北部武士种姓的拉吉普特人（Rajputs）每次执行沙漠侦巡任务之前，一定会拿出鸦片与自己的马儿和骆驼分食。

一位护士埃瑟琳·迈耶斯（Ethelyn Meyers）写道：“这些孩子真可怜。我宁愿被炸烂也不要像他们这样担惊受怕。美军中士威廉·冯·肯内尔（William von Kennell）一再在噩梦中看见自己倒在地上，脸朝下，炸残的肢体血如泉涌。有些年纪不满20岁的飞行员看起来就像40岁的人，因为高空侦察的压力与同胞的惨死已经使他们身心俱疲。几乎每个人都尽量找机会抽香烟，这是借尼古丁缓解压力的最快速、便利的方法。”

纳粹党卫军的一位上校曾在部队防守巴黎最后一线战役之前发给每人一包香烟、一品脱白兰地。参加反犹太人“行动”——在埋尸坑前将犹太人集体射杀——的兵士和宪兵也可以领到加发的伏特加酒，行刑者不免有喝得太醉而开枪打歪的情形。党卫军的医生约翰尼斯·保罗·克雷默（Johannes Paul Kremer）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记中说，自愿参加行刑小队的人可以领到0.2升的马铃薯酒、5支香烟、100克的香肠和面包。“由于有这些特殊配给，人人争先恐后要参加这种行动。”

这种事例并不是犹太种族屠杀的惨剧中才有的，人们在头脑清醒时通常不屑去做的事，都可以凭借瘾品诱导促成。这究竟有多少该归因于瘾品在脑内起的化学作用，或是特定文化对于服食瘾品所持的态度影响（例如，喝醉酒后言行失当是情有可原的），仍有争议。不论如何，瘾品的影响是真实的，而且令人担忧。

从事许多令人不快又危险的工作免不了要喝酒，例如，掩埋战场上的残骸、从奴隶船舱拖出死尸。但是，与酒的关系最普遍也最一贯不改的行业之一是卖淫。

一位名叫拉·波特（Louis de La Porte de Louvigny）的官员在1720年的报告中说：“土人猎取兽皮不再是为了御寒，而是为了喝酒。白兰地正使他们渐渐贫苦，病痛正渐渐使他们灭亡，他们也会因为极小的事由而彼此杀戮……他们酒醉时狂暴疯癫，如果他们不能以刀互刺，如果他们的武器被拿走了，他们就把彼此的耳朵和鼻子咬下来。”

这种以烈酒交易的模式在殖民时代确立以后，烈酒潮流泛滥整个北美大平原，一直持续到19世纪。交易者的法宝从朗姆酒改成掺水的威士忌，即便不改，后果也会是一样的：印第安人沉沦、死亡，生态系统被破坏。印第安人为了换取威士忌，就加紧捕猎兽皮和珍稀的肉品，一旦猎不到毛皮，割不到水牛舌，他们除了宿醉与空空的肚皮，就什么也没有了。

罪恶的环环相扣。

为烈酒辩护的人说，没有烈酒税政府将无法运作。1914年以后的烈酒进口显著减少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实的，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这种话在贪图廉价以建立强势的人听来是很有道理的。总之，商人在战争未爆发前仍用烈酒——进口之后掺了水——换取棕榈油和其他土产。他们和殖民官员都知道，烈酒是他们与部落领袖进行谈判时大有用处的东西，昔日奴隶贩子每次交易必用烈酒不断灌醉他们的贸易伙伴，早已树立了榜样。

1889年的一桩事件正是典型的例子。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医生（Leander Starr Jameson）应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的派遣，前往与恩德贝莱族（Ndebele）末代君主洛本古拉（Lobengula）谈判。洛本古拉是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的统治者，罗兹正觊觎这片土地。詹姆森的任务是阻止洛本古拉反悔先前的承诺——罗兹可独占他王国内所有金属矿物的开采权。10月间，詹姆森第二次面见国王，发现他痛风发作、十分不适。詹姆森在药箱中翻找了一阵，便以一针吗啡展示了白人的魔法。按罗兹传的作者布赖恩·罗伯茨（Brian Roberts）叙述：“情况一下子大为好转。

◆ 税收与走私

20世纪90年代初，南部的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妇女发起了终止廉价烈酒买卖的持续运动。这项运动的灵感来自政府下发的一份扫盲教材，故事的女主人公动员全村妇女将一家酒铺关掉，以防不负责任的丈夫们把工资都浪费在买醉上。故事虽属虚构，效果却不输事实。乡村妇女看出教材中写的就是她们自己，于是先讨论，再组织起来，终至和烈酒商派来的打手、挥舞铁棒的警察、急于查禁识字教材的男性政要正面对峙。她们拒绝为喝醉的丈夫烧饭、洗衣，也拒绝与之同床，末一招简直是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戏剧的翻版。从两方面看来，这是一次革命性的运动：这是印度历史上第一次由乡村贫穷妇女发起的运动，这次运动也得到了成果。安得拉邦于1993年全面禁止销售政府酿造的亚力酒，其他类型烈酒在农工发薪的日子一律禁售。

极端不可取

随后引发的既是悲剧也是闹剧。邦内的中产阶级变得紧张兮兮，唯恐佣人乘机敲诈，只敢在夜晚偷喝加水的威士忌。在德里市上班的通勤族为了喝酒宁愿迁出哈邦，使邦内房价跌了20%。要结婚的人都把酒宴移到外地举行。烈酒业的失业人口据说有15万，其实有不少人偷偷加入“烈酒黑手党”的事业，个个配有加强马力的汽车和移动电话。私酒业也大行其道。不小心喝到假酒而中毒的大有人在，有60人因而致死。法院里堆积的烈酒相关案件有9万件。警察们一面忙着测量酒精，同时乘机收贿，查到现货就饱入私囊。风险与贿赂导致酒价高涨，一袋7盎司的“辣味乡村烈酒”售价是一般行情的3倍。哈邦政府为了弥补税收损失，不顾一切增高公共事业、煤气等其他税目，后果是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升，男人继续喝黑市烈酒，使穷困的家庭更加穷困。一位议员老实地承认：“旧习惯不可能一夕之间就改掉。”经过选举的反弹之后，政府改弦易辙，在1998年春天取消了禁酒令。烈酒商人重新开张，在空心砖围墙外面装设吊床专供喝醉的客人使用。

逃税走私最能奏效的状况是：能以便宜价钱买到药物或其他体积小的商品，然后经短程运至另一地迅速脱手。1995年的弗吉尼亚州香烟税只有哥伦比亚特区（District of Columbia，首府华盛顿所在地）的1/13，华盛顿市民只需买一张捷运悠游卡就可以赚到这个价差。如果邻近地区没有货源，走私者仍有可能跑长途，但成本会提高，风险也变大，所以诱因比较小。基于以上原因，政府官员要拿捏恰到好处的重税，必须清楚毗邻地区的状况。“多重才算太重”从地理位置上看来是相对的值。

以盐税为例。盐是自古以来最持久的税收来源之一。使用盐是会上瘾的。吃惯了加盐的调味，无盐的天然味道吃来会显得太淡或不好吃。好加盐的口味——有些历史流行病学家把爱吃咸也列入成瘾的毛病——制造了国库收入的机会。

理论上讲，将大麻烟、可卡因、海洛因等瘾品课税后合法卖给成年人，既可杜绝伴随黑市买卖而来的祸害，又可用增加的税收来推动预防与医疗的计划。问题（除了公开销售可能使上瘾者增加之外）是，维护课税（以及不得售予未成年者之类的限制）多少也就等于维持黑市存在。税轻、限制少会使黑市成为不太严重的困扰，却也会使欲罢不能的使用者增多。重税和严密限制之下的上瘾者会比较少，却会制造诱因而引来走私与暴力，归根结底还是税的轻重问题。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瘾品走私是近代特有的活动。大约从17世纪中叶起，一直到19世纪晚期，全世界的统治阶级（仅少数例外）关注的都是如何对这些活动课税最有利，而不是如何予以禁止。就算他们想到祭出禁令，结果也不是白忙一场，就是得不偿失。

◆ 大逆转：管制与禁止

近代早期阶段的精神刺激革命会有那样的速度，有那样的规模，是因为那样发展符合有钱有权者的利益。推广瘾品种植及使用，最有功劳的是欧洲的权势阶级，他们如果没有大规模生产烈酒、大规模种植瘾品和蔗糖作物（通常用于制造烈性饮料），就不可能把势力扩张得那么快，也不可能建立起那么稳固的霸权。欧洲人用精神刺激瘾品还账、贿赂本地对手、安抚属下的工人和士兵、保持农场的人手不缺。虽然医生们和神职人员有些零星的反对意见——警告使用过量与非医疗使用对人有害，对于农场主、商人、投资者、奴隶贩子、工人的债主、军官、殖民官僚、财政部长，以及其他有责任予以促进保护与有利可图的人而言，瘾品经营乃是不可或缺的。

喝酒过量的不良后果甚多，除了常见的体温过低，也包括被狮子攻击——东非的狮子学会了猎食夜晚从路边酒馆踉跄走回家的醉汉。

黑塞医生的这个问题换到别的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回答。例如1938年就有澳大利亚人说：“老兄，身体是我的，我要怎样，得看我高兴。”在讲求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自我伤害的危险与社会效用的损失不足以构成禁止的理由，除非是在战时。个人用药如果直接影响到他人——尤其是不愿被波及的人，就有必要加以禁止了。

另一个常听见的，有政治影响力的反对声音是，非医疗的瘾品使用会引发犯罪暴行。

反对瘾品非医疗使用的第二个理由源于社会成本的顾虑。启蒙运动和功利主义等世俗哲学思想有“为最大多数人谋求最大利益”的主张，也造就了一个简单而强有力的观念：私人的获利无论多么大，都有可能使公众承担高得不可接受的、道德上无可辩解的成本。

第三个反对理由来自宗教信仰。致幻瘾品虽然是许多部落仪式的固有部分，却不被世界上的主流宗教接受。凭祈祷、斋戒、冥想、修行来转换意识状态才是主流宗教赞成的。瘾品只能短暂地模拟神秘体验的感觉，却不能达到领悟的境界。

第四个反对立场源于特定瘾品与某些偏离主流的、不受欢迎团体不可分割的关系。曾有一位作家说，假如“伟哥”是在都市贫民区某个地下制药厂研制出来的，而且是以“壮小子”之类的名称发售，持有与使用这种药的行为说不定就是违法的。

如社会学家帕特里夏·埃里克森（Patricia Erickson）所说，成为禁令目标的人群数目越少、地位越低，这种立法越容易通过——要维持住它不被废止也越容易。

第五个反对立场源于认识到服用瘾品对群体（不拘是部落、国家、民族）的未来有害

英国人当时的俚语“go to the local”意思既指“去电影院”，也指“去酒馆”。一语二意凸显了两者之间的竞争，20世纪20~30年代的英国烈酒消耗量减少，恰好是英国人爱上电影院的年代，两者消长互见。其中更值得注意的是，工人及其家人渐渐有了比传统式喝酒欢聚更有趣味，而且花钱更少的休闲选择。都市化与工业化的转型不但是戒酒的助力，也催生了与饮酒竞争的休闲聚会模式。

著名的新闻记者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认为，禁酒运动的本质可以从社会上层阶级的假道学看出端倪。制造业老板赞成禁酒，是因为相信工人不喝酒会更快乐、生产力更高。银行家和商人赞成禁酒，是因为相信可以把以往送进酒馆的钱赚到自己的荷包里。劳工领袖赞成禁酒，是因为期望工会成员更多，该缴的会费都按时缴。这些人物自己却无意戒酒，而且认为自己喝酒是有节制而不会有害的。亚当斯说，禁酒法令结果——不论有意或无意地——成了阶级立法。他这样说虽然太武断，也太罔顾一般民众支持改革的立场，但也切中了一个要点。

工业化发展造就了一些不能从瘾品随意买卖中获利却具有影响力的团体，这些团体就可以对那些有利可图的人发生制衡作用。

清政府终于在1906年采取行动。朝廷宣布，鸦片弥漫全国，吸食者浪掷光阴，损耗健康，倾家荡产，动摇国本，因此政府下令禁种鸦片10年。官员们也开始交涉停止输入印度鸦片事宜。时机选得正好，因为英国人也开始——虽然迟了些——认清鸦片危及中国的完整这一事实。相较于其他列强，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量、在中国的投资额都是最大的；如果中国崩溃或分裂，英国自己的利益也将大受损失。此外，印度输至中国的鸦片贸易已经连续数年衰退，中国境内的栽种渐渐取而代之了。印度政府1880年至1887年的收入的14%来自销往中国的鸦片，1905年已减少至只占7%。再就是，英国1906年大选的结果是自由党上台，这个党的成员绝大部分是中产阶级，他们主张戒酒、不信奉英国国教，而且反对鸦片买卖。

◆ 合法瘾品与违禁瘾品

酒类的地位优越原因何在？最明显可见的即是这个产业在主导世界经济及外交的西方国家里规模庞大，而且有财政上的重要性。以20世纪初期的法国为例，包括制造者、零售者、运输者、软木瓶塞制造者，共有450万至500万人是靠酒维持生计，约占法国总人口的13%。酒的课税以前也一直是西方国家财政的基础，例如俄罗斯，酒的税收所得与整个军事预算所需相等，非洲与亚洲的殖民政府也是如此。

电影明星抽烟喝酒最基本的作用是：肯定抽烟与喝酒，摧毁了维多利亚时代原有的顾忌，也冲淡了烟酒妨害健康的忧虑

被揶揄为“矿泉水书记”的戈尔巴乔夫也为禁酒措施辩护，但他同时承认推行过程上有瑕疵，瑕疵之一是没有把原则讲明白。政治领导人和新兴起的戒酒组织都没有说清楚什么才是正确路线：是完全禁戒，抑或是适量地喝？这种暧昧态度在俄罗斯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可循

还有行事不公的指责。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为了排遣单调枯燥的生活而喝酒，指挥他们的人却要他们保持清醒努力工作。但努力的结果是对谁有利呢？拿到工资能买到必需的消费品吗？——商店的货架都是空的。上级承诺的体育设施和文化福利又在哪里？生活根本索然无味。有人说，老实而清醒的人卖劳力让既不老实又不清醒的人享受富裕，这等于是奴隶制度，另一个人讽刺地说：“没有啤酒喝，要社会主义有什么用？”

诸如此类的意见与一律合法化的自由意志作风是不能和平共存的，与降低伤害的论点却没有这种矛盾。许多主张降低伤害的人士也在呼吁加强对合法瘾品的管制。按瘾品政策的立场分类，这算是“猫头鹰派”，而“鹰派”主张的是一律予以刑法伺候，“鸽派”主张一律合法化。猫头鹰派希望的是公共卫生政策目标趋于一致，按公平的原则处理合法的与违禁的瘾品：烟酒兼备的便利商店也不必挂出“本店杜绝瘾品”的牌子。猫头鹰派认为，瘾品泛滥既已成为难以驾驭的社会问题，目标一致的政策——将各地的环境条件与状况的轻重缓急列入考虑之后的一致目标——应该就是最实用可行的方法。

无烟环境的概念已经遍及全世界。1996年12月间，极左派的“图帕克·阿马鲁”（Tupac Amaru）游击组织在利马劫持外国人质，由于不吸烟的人质要求，劫持者划分了吸烟区与不吸烟区。人质之一事后追溯当时的情形：“那些日本人抽烟，实在抽得很凶，不过他们都待在另一个房间里，所以还不至于太糟糕。”活动不多的美国人没有可以吸烟的去处，所以在指定给西伯利亚来的那些人集中的冷飕飕的户外去抽烟。

可以确知的是，许多人可以适度饮酒而没有危害健康之虞。抽烟却没有适度抽就不怕危害健康的说法。在越来越注重健康、厌恶生病而渐趋老化的西方社会里，这一点差异是至关重要的。

有些文化把饮酒以其有益健康的方式纳入日常生活与仪式中，成绩斐然，例如意大利人与犹太教徒即是。（有些文化的效果却明显不好，俄罗斯人即是一例。）文化规范也有缓和吸烟伤害的类似方式，例如：不可躺在床上抽烟，别人有反感时也不宜抽。

由此可见，期望将烟类纳入瘾品一致管理比较有可能实现，将酒类也纳入则不然。也许不久的将来买香烟真的得凭处方了，但这只是按目前趋势设想的总结，不能视为意料中的必然。科技的变革极有可能将瘾品政策重新洗牌，只要有滤除尼古丁的新发明问世，情况就可能大变，正如艾滋疫苗的发明可能使主张发送注射针头的减轻伤害论点不再理直气壮。

有一点可能不会变，就是政治人物已经认识到精神刺激品可能带来的危害，尤其因为人类尚未进化到能够抵挡这种危害的程度。

弥补这些缺口不是容易的事，在消费导向的社会里尤其不易。消费主义之注重感官享乐，正如运动比赛之注重输赢，某些化学瘾品也就用尽一切方法要达成这消费主义的目标。

按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所说，现代文化的精髓就是：至高无上的个人为追求自我满足抛开传统束缚，“把世界的库房洗劫一空”。既然如此，何必再把某些药物列为违禁品？“除了禁果之外，其他尽管享用”，这个指示从来就是不那么容易听从的。《创世纪》早已告诉我们，亚当和夏娃在原始的伊甸园里就不曾言听计从。处在现代乐园里的我们要做到这一点，恐怕就更难了吧！

◆ 点评

★★★★☆

看完觉得资本的利益真的是推动瘾品发展的巨大推手，人的欲望、文化环境、贫穷带来的麻木与空虚，多种要素使其发展得更迅速。不过里面提到瘾品在一开始都是药物和盐也是一种瘾品，感觉这两点还挺有趣。 就是感觉文章太散了。